源

　　闖紅燈折射國人捷徑心態

　　潛規則滋生損害公共秩序

　　曾幾何時，闖紅燈有了更為文雅的說法，叫“中國式過馬路”，還一躍成為網絡熱詞。破壞規則的行為冠以“中國”二字，難免叫國人心里不是滋味。但事實恰是如此無情——

　　據媒體報道，在河北石家莊市的一個十字路口，“1小時600人闖紅燈”，信號燈基本形同虛設；本報14日刊登的社會公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半數(51.98%)的被調查者“有時”甚至“經常”闖紅燈。

　　或許國人已經習慣了“中國式過馬路”，但是對于外國人而言，如此高的自由度還是讓他們“眼界大開”。

　　“剛來中國時，看到頻繁的闖紅燈行為，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回想初來乍到時的觀感，曾在中國留學的日本人松本浩治還是一臉驚詫，“在日本也有闖紅燈的現象，但沒有像中國這么‘壯觀’。”如今已在中國工作的他，也習慣了“中國式過馬路”，“別人過你不過，還挺傻的。”

　　這樣的文化傳播并不值得驕傲，而其中所折射出的國人缺乏規則意識、愛走捷徑的心態，更加值得擔憂。

　　車輛在馬路上隨意加塞、并線、超車，就希望自己“超車一頭”；經營企業不想著怎么研發產品、提升技術，卻一味“拿來主義”，抄襲創意、克隆成果，各類“中國特色”的山寨產品讓人哭笑不得；考試升學不依靠日積月累、勤學苦讀，凈琢磨投機取巧，花錢買答案、辦假證、偽造成績單，以至于一些國外大學將中國留學生列入“黑名單”……

　　如果說超車加塞、山寨成風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捷徑，那么暗度陳倉的潛規則則讓捷徑心態從地面鉆入“地下”，藏形匿跡卻貽害無窮。演員想得到一個角色不容易，除了樣貌、演技之外，或許還要滿足業務之外的要求；企業投標不靠實力靠關系，通過“公關”政府迂回作戰，把公平競爭拆解為酒桌上的觥籌交錯；官員執政務虛不務實，謀求升遷卻寄希望于走后門、抄捷徑，跑官要官，罔顧正常的選拔任用制度；而食品領域的潛規則，不管是三聚氰胺還是速生雞，都在“民以食為天”的訓條下“逆天”而為……

　　有觀點認為，走捷徑或許提升了個人效率，但讓整個社會的齒輪處處卡殼、磕磕絆絆；無視規則的風氣，卻讓各種潛規則落地生長，讓公共秩序成為擺設，更讓身處其中的個體茫然無措、利益受損。

　　析

　　追求更低成本是人的本性

　　規則認同度低成捷徑溫床

　　國人為何愛走捷徑？西南政法大學教授陳步雷認為，走捷徑是人的本性使然，本小利大，何樂不為？“人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總是追求更簡單、便捷的處事方式，以降低生活與生產的成本。”

　　本性無可厚非，但一旦張揚過度，將會引致嚴重的后果。“捷徑心態與當下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趙德余認為，市場經濟下的人們越來越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這種觀念成為捷徑心態的“幕后推手”。

　　而從眾心理的存在，也為其提供了思想的溫床。“在從眾心理的作用下，人們很容易相互模仿。此時，規章制度的不健全、法不責眾的傳統思想又為捷徑心態提供了保護傘，使人們繞開規則的逐利行為受懲罰的風險降低。”趙德余說。

　　捷徑心態的中國標簽，還可以從歷史傳統中去找答案。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運清認為，長期以來中國人遵循更多的是軟性的倫理，而非剛性的規則。再加之中國長期以來都是農耕社會，農民往往自給自足、“散狀”居住，沒有經過大工業社會的嚴格訓練，缺少紀律性和規范認同。“這種性格特點在當今的中國人身上仍有體現。”

　　社會轉型所遺留下來的空白地帶以及新生領域，也為走捷徑提供了便利。“現代社會的許多領域在中國發展的時間并不長，雖然有規章，但是真正建立規則、令民眾認同卻耗時耗力，屬于轉型時期的陣痛表現。”有專家如是說。這一看法，得到了周運清的認同，愛走捷徑是具有全球普遍性的行為心理，并非中國所獨有，只不過我們所處的特殊發展階段凸顯了這一問題。

　　不管是本性之因，還是傳統之由，或者是“時代病”，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看來，都不足以完全解釋走捷徑的生成機理，“這種心態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某些領域權大于法。”如果規則的制定者都不照章行事，自然就會“上行下效”，民眾規則意識的欠缺只是連鎖反應。

　　解

　　引導民眾明晰價值觀

　　拓寬渠道強化監督力

　　“走捷徑、用潛規則行事，必然導致社會溝通效率低下。”郭于華認為，捷徑心態的蔓延，堵塞了滿足需求的正常渠道。人們的是非觀開始顛倒，為達目的甚至可以不擇手段，規則因此失靈，容易讓社會秩序陷入混亂。

　　除了對個人和社會產生不利影響，陳步雷更擔憂民族的創造力因“山寨”等走捷徑的行為受到抑制，“看似個人得到了方便，影響的卻是全社會的效率與長遠發展。”

　　把民眾從非正常捷徑拉回到正常的規則體系內，已迫在眉睫，該從何入手？

　　個人價值觀的重建將是整個求解之旅的第一步。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兆武認為，加強對公民的道德教育與規則意識培養很有必要。

　　“有人認為這種做法成本高、見效慢，事實上，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應該有足夠的耐心去建立相應的教育機制乃至體制，從一點一滴的實事做起。”周運清說，“對于問題的最終解決，我們需要給予足夠的時間和信心。”

　　在進行觀念引導的軟手段之余，必須加強制度化建設、法律約束等硬改造。“走捷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違規成本低甚至沒有成本，如果將成本增加到超過回報的高度，就能有效遏制這個趨勢。”有專家坦言，新加坡的城市文明高度在一定意義上是“管出來”的，政府通過重罰違規行為，有效擠壓了走捷徑、潛規則的生長空間。

　　有專家認為，光是制定法律、規則還不夠，還要考慮到法律法規的可執行性與可操作性，更要強調法律法規的嚴格執行。比較而言，后者可能更為重要。

　　權力的過度集中便會導致“尋租”行為，同時開辟出無數有形或者無形的捷徑。在中國的社會構架中，公權力部門因為手握政策制定和資源配置的大權，成為許多捷徑的“樞紐”。有專家建議，現階段應當繼續推進政務公開，打造陽光政府，讓公職人員的一言一行都處于公眾和媒體的視線之內，如此，就能斬斷捷徑網絡之中的“交通要道”。

　　但一個現實的難題是，捷徑隨處可在，有的可見，有的卻很隱蔽。為了對這些行為形成“鷹眼”監督，趙德余建議加強網絡信息的渠道建設，降低監控成本和對不合法行為的舉報成本，通過信息的逐步公開與對稱，加強整個社會的監督力量。

　　“讓整個社會都參與監督，監督者在監督過程中可以形成自律意識，被監督者敬畏監督者手中的監督權，也不敢任意行事。”趙德余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