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年底，隨著一則“在京截訪人員首被判刑”的新聞被媒體廣泛報道，河南禹州10名參與截訪的農民，以及他們在北京運營的“黑監獄”，浮出水面。

　　今天(5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正式對這起案件作出一審判決：王高偉等10人因非法拘禁11名來京上訪人員，被法院判處兩年至6個月不等刑期，其中3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緩刑。

　　“究竟誰是截訪農民的幕后指使者？其是否會依法受懲？”曾是本案的最大問號，但一審判決書未涉及上述質疑。

　　被非法拘禁了24個小時的上訪群眾宋雪芳并不滿意這個答案，因為她自稱曾親臨去年11月28日的庭審現場，并清楚地記得“主犯王高偉跟法官承認，是個‘叫白中興的讓他干的’。”

　　中國青年報記者在禹州實地調查發現：多位被拘禁的上訪者及涉案截訪者的親屬，都將幕后嫌疑指向此人——禹州市委群眾信訪工作部主任科員白中興。

　　“到久敬莊(即北京訪民集散地久敬莊救濟服務中心——記者注)抓人是政府行為，政府不給牌子，王高偉他們根本進不去。”同為“黑監獄”案受害者的賈秋霞、丁新芳和桑淑玲等人稱，因認為“幕后主使”未獲法律制裁，他們不排除上訴可能。

　　對此，朝陽區人民法院和河南禹州官方均未作出回應。

　　回首“黑監獄”：“解手都看著”

　　2012年4月28日晚11時左右，47歲的宋雪芳在北京久敬莊“被人拉走了”。

　　對這位因車禍賠償問題已經上訪了4年多的禹州人來說，被囚禁的24小時，就像一場噩夢。

　　“當時有好幾個人來久敬莊抓我，我不愿意走，就打我的頭。”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據同時被抓的禹州人王惠芬回憶，當時她正躺著，兩個不認識的年輕人一來就叫出了她的名字，然后架著她的胳膊“連推帶搡”，甚至一提溜帶掉了蓋在身上的毛巾被。

　　她們被抬到了一輛灰色的車上，“車上還有4個人看著”，車子出了四環，到了一個臨著“窄窄的馬路”的屋子里。王惠芬回憶說：“‘監獄’里有好幾個房間，是一個大屋子隔開的。房間很小，床是上下鋪，有6張床位，住著我們禹州的4個上訪戶。”

　　被關時，宋雪芳“什么也沒吃，連口水都沒喝”，手機、身份證均被沒收，“一直在屋里躺著”，伙食是饃、面條，土豆和蘿卜等。“早上是饃，沒有稀飯，連我們農村人常吃的豆腐都沒有。”同樣曾被關在這座“黑監獄”的河南長葛人賈國法告訴記者。

　　最讓他們膽顫的是“解手都有人跟著”。

　　“輪流好幾撥人看著我們，晚上、上午、下午，看守人都不一樣。”宋雪芬說，“屋子的門都不能出去。”“在屋里說話也有5-6個人看著，就聽我們說什么。”王惠芬告訴記者。被關期間，宋雪芳曾數次覺得頭疼，要求看病，但從未獲得允許。“要吃藥也不讓，我一哭就挨打，打了兩三次。”

　　其他被關押者佐證了她的說法。

　　河南長葛人丁新芳自稱被關在另一個院落里。她回憶，院門口有兩條大狼狗和1只藏獒，“到了之后解手也不讓，解手時大狼狗和藏獒看著。”賈國法證實，他看到有兩個女的因互相說話挨打。“看的人不讓我們互相接觸的。”

　　2012年4月29日夜間，宋雪芳等4人被送回河南。據媒體報道，在高速公路禹州口，4人各自所屬的街道辦事處、單位派車來接人，在高速路口“一手交錢，一手交人”。5月2日，4人又返回北京，通過打110報警，而“解救”出了當時仍被關的長葛上訪群眾。

　　宋雪芳當時還不知道，她被關押的地方，是隨后將“名揚全國”的“黑監獄”——北京市朝陽區王四營鄉雙合村126號院和102號院。

　　2012年6月7日，7名經營“黑監獄”的截訪農民，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逮捕。

　　“黑保安”從何而來

　　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編號為京朝檢刑訴2012[2118]的《起訴書》中，中國青年報記者看到，被訴“非法拘禁罪”的王高偉等7人，均是河南禹州市方山鎮的農民。

　　其中，有4人為“90后”。

　　起訴書寫道：“經依法審查查明：被告人王高偉于2012年2月出資承租了北京市朝陽區王四營鄉雙合村126號院和102號院。付朝新(另案處理)雇傭了被告人王曉隆、趙俊杰、王壯壯、王世磊、王二飛、盧冬冬、彭湃、王夢非、范帥統(后三人另案起訴)看管河南籍上訪人員。”

　　從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書證和7名被告人供述看，檢查機關認為王高偉等“無視國法，非法拘禁他人，其行為均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8條第1款，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令公眾不解的是，這些“黑保安”從何而來，又為何而聚？

　　由于王高偉等人宣判前一直被羈押在看守所，中國青年報記者只能從其親屬的口中，拼湊出答案。

　　在禹州方山鎮付家村，王二飛和趙俊杰的父親均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招他們的兒子去北京“干活”的，是該村原村干部付朝新。

　　“俺兒去北京前，付朝新就說是招去當小區保安，一點兒沒提干截訪的事。”王二飛之父說，當時說好的工資是60元一天，“后來出事了，工資也沒拿著。”

　　在王二飛父親的印象里，王二飛2012年4月底進京后，只中途為“押人”回來過一趟。他自稱兒子“90多斤，沒啥力氣，也沒文化”。兩位父親表示，從未將“押人”跟“違法”扯在一起，只都反復告誡兒子：“千萬別動手打人”。

　　直到5月2日，王二飛等被警方抓獲后，其所從事的“工種”才真相大白。

　　但趙俊杰之父向中國青年報記者透露，兒子事發前曾打電話回家，口氣中隱約透出其從事的工作不那么“見得了光”。“俺兒打電話來說：‘爸，俺想回來，不想干了’。當時俺不知他干的是這(指截訪——記者注)，要不，死活不能讓他干。”另據王二飛之父描述，其子也曾在電話里表示：“俺干的不是個好活，整天都推推搡搡的。”

　　在方山鎮花石鄉孟莊，記者見到了王壯壯的爺爺王書畔。他告訴記者，王壯壯是其舅舅王高偉拉去北京的。“王高偉以前是開客車的，他只說去北京‘跑車、拉人’，沒說干截訪。”

　　王書畔還回憶說，王壯壯中途從北京回家過，還想“拉人一起上班”，但沒成功。

　　王二飛和趙俊杰之父均認為，其子“是在給政府干活”。

　　“付朝新當時就告訴俺，俺兒去做保安是在‘給政府辦事’，沒啥不放心。”王二飛之父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趙俊杰之父也聲稱，他不相信王高偉跟政府沒有關系，“送上訪的回來，是你老百姓想送就能送？咋可能？”

　　由于付朝新目前在逃，其妻子面對中國青年報記者的詢問，只是一再表示付朝新去北京打工，是“給王高偉幫忙的”。“他只負責招人，其他啥都不知道，都是王高偉張羅的。”

　　質疑指向禹州信訪局主任科員

　　在朝陽區人民法院今天做出的(2012)朝刑初字第2519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中，法院確認，北京王四營鄉雙合村126號院和102號院都是王高偉租的，王高偉是負責人，付朝新給發工資。

　　判決書還顯示，“黑監獄”的房東證明租房人自稱租其院子開公司用，而北京安國保安服務有限公司證人則稱，王二飛、趙等人均不是該公司員工，公司與上訪人員沒有關系。

　　判決書寫道：“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王高偉起組織、領導作用，系主犯。”依照《刑法》有關非法拘禁罪的規定，王高偉被判有期徒刑兩年。

　　但“主犯”這一說法并不能令涉事者滿意。早在2012年年底，記者發現有關誰是“黑監獄”“幕后主使”的質疑，在被關上訪者和截訪者家屬間“發酵”，而且日漸變得“有名有姓”。

　　在記者赴禹州調查前，宋雪芳、王惠芬、丁新芳、桑淑玲4名被關押者，均在不同場合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堅稱：“王高偉不是真正的主使者”。

　　4人均表示，曾親自到庭，參與了2012年11月28日朝陽區人民法院溫榆河法庭的庭審。4人分別單獨向中國青年報證實，法庭上，王高偉親口向法官承認幕后指使者，是禹州市信訪局一名白姓官員。

　　“法官問王高偉說‘誰讓干的’，他說是白中興讓他干的。我們當庭就問：‘為什么不判這些幕后主使？’法官說判不了。”宋雪芳向記者回憶道。她說，由于法庭上無法錄音，因此不能提供錄音證據，但為證實自己的確曾親臨現場，她向記者出示了法院寄給她的兩次開庭的傳票。

　　記者看到，其中一份傳票名為《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刑事傳票》，案由是非法拘禁，事由為開庭，應到地點為朝陽法院溫榆河法庭刑一廳，應到時間為2012年11月28日上午9點。傳票蓋有朝陽區人民法院的公章。

　　王惠芬向記者補充道：“當時法官問是誰主使的，王高偉回答禹州的是駐京辦白中興，其他人沒有回答。”

　　王惠芬也出示了她接到的兩張傳票，其中11月28日開庭的傳票與宋雪芳提供的樣式一致，也蓋有朝陽區人民法院的公章。

　　長葛上訪者丁新芳稱也曾到庭聽審。她向記者回憶：“當時法官先問‘賠償愿意嗎？’王高偉說愿意，其他有些小孩子(指“黑保安”——記者注)不愿意。法官又問誰是主使人，其他小孩子都沒有回答，只有王高偉回答了，許昌和長葛的我沒記清，禹州的好像是什么興。”

　　桑淑玲回憶說：“法官問，誰主使的，王高偉說是地方信訪局駐京的領導，一個叫白中興的。”

　　丁新芳和桑淑玲也向記者出示了2012年11月28日開庭的傳票。經記者核對，幾人的傳票形式一致，公章齊全。

　　就這些內容，中國青年報記者試圖聯系法院求證，但截止發稿，該院電話始終無人接聽。

　　白中興是誰？

　　中國青年報記者在“禹州市委群眾工作部、禹州市人民政府信訪局”的官方網頁上看到，一則2012年8月的官方新聞顯示，白中興是禹州市委群眾信訪工作部主任科員。

　　宋雪芳自稱認識白中興，因為“我們禹州市信訪局每一個月都有到駐京辦值班的人”，白中興也是值班人員之一，“那個月(指自己被抓的月份——記者注)正好是白中興值班。”在這位“老訪民”的描述中，白中興是個“白白的、中等個兒”的信訪局工作人員。

　　她還向記者稱，2012年6月份其回到禹州后，曾在公安局門口碰到白中興。“俺問：‘你當時為什么不來接俺，讓不明身份的人把俺們接走，你這個人恁壞。’白回答：‘我能干這事兒？別人讓我干的。’”

　　但上述說法，并未得到禹州官方的證實。

　　中國青年報記者撥打該市信訪局黨組書記朱子健的手機，但均被掛斷。此前在信訪局，朱子健曾對記者稱，采訪須由宣傳部人員陪同，不然不會說。

　　記者隨后聯系了禹州市委宣傳部，但該部外宣辦主任李濤稱，還未獲悉此判決結果，也沒聽說過“白中興是主使人”等說法。

　　據中國青年報記者獲得的一份2012年12月5日上午朱子健與一位媒體記者的對話錄音顯示，朱子健承認白中興為信訪局工作人員，但非領導，“在駐京辦最長待過幾個月”。此外，朱子健在錄音中稱此前并不認識王高偉等人，也不知道白中興與王高偉是什么關系。關于王高偉去久敬莊“接人”一事，朱子健表示“要去核實”。“一切等審判后，案情更加明朗后，再做調查處理。”朱子健在錄音中稱。

　　5日，記者持續撥打白中興的手機，但其手機已處于停機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