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待進入正題，游本昌突然栽在了攝像機的底座上。所有人都以為這是一個包袱……游本昌告訴記者，他是餓的。當時，每個月只有23.5斤糧食供應，再加12塊桃酥和12塊奶糖，他幾乎從未有過飽腹感

　　1962年1月20日，在北京電視臺舉辦的第二次“笑的晚會”上，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員方琯德(左一)在開場白中說道：“其實我不是喜劇演員，我是一個悲劇小生“。圖/新華

　　1961年8月30日，北京電視臺，第一次“笑的晚會”現場。攝影/陳鐸

　　當年的“春晚”

　　1962年1月20日，農歷臘月十五，大寒。

　　位于北京廣播大樓東4樓的北京電視臺(中央電視臺前身)一樓的600平方米大播送室，被布置成了“茶座式”。二樓導演室里，晚會導演王扶林通過耳麥忙著與攝像師、燈光師等溝通。各部門準備就緒。

　　8點整，王扶林一聲令下：開始!

　　一把折扇出現在鏡頭前，上書四個大字：笑的晚會。

　　負責切換的副導演金成半個世紀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由于當時欠缺特技手段，為了營造滿屏的效果，折扇被緊緊貼在鏡頭前。

　　扇子忽然收了起來，露出了一張胖胖的苦臉，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演員方琯德慢條斯理地開了腔：“大家說我是一個喜劇演員，因而找我來報幕。其實我不是喜劇演員，我是一個悲劇小生，專演林黛玉型的悲劇角色……”他自嘲說，自己從出娘胎到現在都不會笑。

　　這時相聲演員馬季從茶座上站了起來，表演了開場節目《笑一笑》。方琯德的苦臉稍有好轉。然后，他的臉在逐個節目之后發生變化，直至哈哈大笑。

　　坐在觀眾席上的年輕播音員趙忠祥也樂出了聲。讓他意想不到的是，20年后，他會登上1983年首屆春節聯歡晚會的舞臺，擔任男主持人。

　　“當時我的那種感覺，就像足球學校的一個年輕運動員看馬拉多納一樣。”他如此對《中國新聞周刊》評價這臺“最早的春晚”。

　　“讓百姓笑”

　　“笑的晚會”肇始于1961年的“新僑會議”。

　　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逐漸進入尾聲。6月，周恩來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新僑會議”，倡導“雙百”方針和文藝民主。會議在沉寂已久的文藝界激起了巨大波瀾。

　　北京電視臺馬上行動起來。

　　北京電視臺是新中國首家電視臺，隸屬于中央廣播事業局，于1958年開播。每晚播出，都是直播。

　　節目只覆蓋北京地區。1961年時，北京市740萬常住人口中，約有1萬家庭有了電視機。那時候，買一臺天津產的9寸或12寸北京牌黑白電視機，普通人家需要花三四個月的工資。如果哪戶人家有了電視，到了晚上，就會搬到屋外，院子里幾十人圍著一起看。

　　7月初，北京電視臺編輯部副主任(相當于副臺長)孟啟予主持了編輯組長會，落實“新僑會議”精神。

　　她傳達說，針對當時干部群眾普遍精神緊張、情緒不大好的狀況，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提出，廣播電視節目要輕松一些、愉快一些。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則進一步提出，電視應該比廣播離人民生活更近一點，要創辦一些在電影院和劇院買票看不到的節目。

　　文藝組組長、不到30歲的笪遠懷將領導的話記在了心上，召集手下的編導們開會落實。文藝組不到10人，都是年輕人。

　　為此，負責戲曲的楊潔(后來的《西游記》的導演)等人別出心裁地搞了一個“丑戲集錦”，負責音樂、歌舞的黃一鶴和鄧在軍(1983年春晚的導演)將“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搬上了屏幕，并做了頗富創意的電視化處理。

　　但笪遠懷覺得，種類還不夠豐富。他決定要辦一個相聲晚會。“既然要讓大家笑，那就叫‘笑的晚會’吧。”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買票看不到的節目”

　　當時的中國相聲界，最有名的是京津兩地的相聲演員，北京有侯寶林，天津有馬三立，“相當于相聲界的兩個碼頭”。這兩個碼頭的演員從來沒有在電視上合作過，這不就是外面“買票看不到”的節目嗎?

　　文藝組一個早年師從侯寶林的年輕人宋洪負責聯系天津曲藝團，沒想到對方一口答應。同在北京的中央廣播說唱團、北京曲藝團就更好溝通了。

　　笪遠懷將節目按照青年在前、資深人士在后的順序做了編排，京津兩地節目穿插進行，唯一的群口相聲作為壓臺節目。

　　1961年8月30日這一天，非年非節，只是一個普通的星期三。

　　白天，幾個團的相聲演員來到了臺里。對天津來的演員沒有任何接待，甚至沒有安排住處。演員們簡單地走了一遍場。

　　當晚8點，“笑的晚會”在大播送室(臺內人習慣稱“大播”)開始直播。臺下的幾排椅子上，滿滿擠著參加晚會的演員和工作人員們。

　　觀眾開懷大笑的情景被在場的攝影師陳鐸用鏡頭記錄了下來。

　　多年后因主持《話說長江》而為大家所熟知的陳鐸，當時在中央廣播事業局下屬的中央廣播電視劇團工作，身兼演員、攝影師和音樂編輯數職。當時局里一共有兩臺祿來福萊克斯相機，陳鐸持有其中一臺，常出入晚會現場拍攝照片。

　　那天，他一邊幫著音響師調話筒，一邊拍照。“拍這種晚會有要求。為節約經費，不能超過兩個膠卷，每個膠卷12張片子，必須上交。”陳鐸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因為當年尚無錄像技術，所有節目都是直播，三次笑的晚會都沒有錄像帶留下，甚至也沒有節目單留存，陳鐸保留下來的照片，就成為少有的影像記錄。

　　晚會播出之后，觀眾寫來了100多封來信，大加贊揚，要求再辦。這是他們第一次在電視中看到如此集中的名家相聲。

　　但導演笪遠懷卻在演出后，找到了孟啟予，大哭了一場。

　　當時的導演，遠遠沒有現在晚會導演的威風，聯絡、接待都是自己做。演出散場之后，所有人都走光了，現場的折疊椅沒人收拾。他找不到人幫忙，自己把所有的椅子都收拾完，覺得太委屈了，太累了。

　　這大概是“笑的晚會”中唯一一個哭了的人。

　　打破第四堵墻

　　因為晚會在臺內外反響熱烈，臺里決定在1962年春節前再辦一次。

　　文藝組辦晚會實行輪流制，這一次輪到組里負責曲藝、話劇口的王扶林來辦。“外面買票看不到”的創新理念，依然是這次晚會的方針。

　　王扶林和笪遠懷是同班同學，都畢業于上海市立戲劇?？茖W校(現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入校后上的第一堂課就是做話劇小品練習。王扶林為了挑選話劇類節目，常去中央戲劇學院看學生演的小品。

　　他想，如果將這些小品搬到晚會上，才是百姓真正“買票看不到”的節目。他在戲劇圈內打聽，各自單位的聯歡晚會上哪些表演最詼諧。

　　節目很快確定了。除了上次的相聲演員之外，還敲定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中央實驗話劇院等單位的演員。為了不讓觀眾產生審美疲勞，相聲和小品穿插編排。

　　這是小品第一次登上屏幕。王扶林還創造了另一個第一：茶座式的演出現場。

　　這一創意來源于一部國外的片子。1961年末，孟啟予從國外考察回國，帶回了東德電視臺一部電視賀歲片。這個節目沒有固定舞臺，演員們邊喝咖啡邊當眾表演。“他們和觀眾之間沒有‘第四堵墻’，做到了參與和互動。”王扶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頗受啟發的王扶林立刻向孟啟予建議，第二次“笑的晚會”也采用這種方式。建議很快得到了批準。

　　為此，“大播”的觀眾席上搬進了五六張大圓桌。演員和觀眾圍坐桌邊，站起來就能表演，坐下即是觀眾。

　　以前固定在舞臺前的攝像機，現在被架在了圓桌間的空地上。另有幾臺攝像機，身后拖著長長的電纜，在觀眾席間游走自如，既跟拍節目，又把觀眾的反應全部攝入。

　　彩排的時候，電纜在地上滑來滑去，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行走，以免被絆倒。

　　其時，20歲的趙忠祥剛進臺不久，是播音組的第一個男播音員。在無從打發的大把閑暇時間里，他常跑來觀看文藝組的彩排和演出。他清晰地記得，這是第一臺改變了以舞臺為中心的傳統形式的晚會。

　　這一新穎的形式，被1983年的首屆春晚繼承了。“現在幾乎沒有人知道春晚是怎么來的，實際上就是隔了中間這20年的時空。”趙忠祥肯定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游本昌餓暈在臺上

　　1962年1月20日晚，演員們陸續到位。

　　“大播”門口聚集了很多人。第一次“笑的晚會”效果太好，不少內部人慕名而來，但因沒有入場證，通通被守在門口的兩個武警戰士攔了下來。

　　副導演金成穿過人群，走進了二樓的導演室。導演室僅能容納三四人，桌上擺放著幾個監視器，播放著場內的實時畫面。他緊盯著屏幕和手頭的操作臺，準備鏡頭切換。他一直沒敢喝水，生怕因內急而不得不離開操作臺，發生直播意外。

　　中央實驗話劇院29歲的青年演員游本昌早早就來到了“大播”，走臺做準備。23年后，他因演藝生涯中第80個角色——濟公而家喻戶曉。但當時他當主演的機會并不多，因此常在晚會上表演一些滑稽節目。這次，他的節目是一段詼諧魔術《兩個手指頭》。

　　節目塑造了一個上海的大魔術師形象。“魔術魔術，上頭打個馬虎眼，下頭搞點鬼。這位先生，你說我的外套有點鬼?那好，我把外套脫了。這位小姐，你說我的袖口有問題?那好，我把袖子擼上去。”游本昌繪聲繪色地對《中國新聞周刊》學起了50年前的節目，平翹舌音不分，十足的上海官話。

　　說完開場白后，魔術師會“隨機”向觀眾中的一位女士“借”一塊手絹，說：“你看，這是我的食指，一個手指頭，我用手絹遮起來，再打開，哎，兩個手指頭!”游本昌開場前已經找好了托兒：評劇演員新鳳霞。

　　但剛說完熱場的小節目，正待進入正題，游本昌突然一腦袋栽在了攝像機的底座上。

　　所有人都以為這是一個包袱，連導演王扶林都不例外，等著他站起來說下一句話。幾秒過后，游本昌依然沒有反應，王扶林急忙讓金成切掉了鏡頭，要求下一組相聲演員立刻上場。

　　游本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是餓的。當時，每個月只有23.5斤糧食供應，再加12塊桃酥和12塊奶糖，他幾乎從未有過飽腹感，加之工作強度大，才會在演出中暈倒。他被送到醫院，腦袋上縫了幾針。

　　這個小插曲沒有影響直播的繼續，侯寶林和郭啟儒的相聲《四大須生》、馬季和郭全寶的相聲《笑一笑》和謝添的小品《變臉》等10多個節目依次進行。

　　晚會的壓臺戲是群口相聲《諸葛亮請客》，由常寶霆、朱相臣、郭全寶等表演。失街亭的諸葛亮命令眾將士出戰，將士不肯，要求諸葛亮請客。正無計可施，一名將士姍姍來遲，他還沒吃飯，手里提著一包高級點心。諸葛亮便借花獻佛，每位將士分到一塊點心后，滿意而去。餓著肚子的遲到者反而沒有分到，苦著臉無可奈何。

　　晚會大獲成功。據統計，觀眾之多，僅次于1961年4月9日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決賽轉播。那次比賽中，中國男子乒乓球隊首次奪得世界團體冠軍。

　　不和諧音也出現了。一位負責人指出，《諸葛亮請客》是諷刺當時的糧食政策。

　　不過，大多數評價還是正面的。因此，臺里要求文藝組在同年國慶再辦第三次笑的晚會。

　　“吃雞”再上春晚

　　因小品收效顯著，第三次笑的晚會中，相聲比重降低，小品上升為重頭戲，茶座形式依然延續。晚會依然由王扶林擔任導演，金成擔任副導演。

　　金成每日坐著公交車在北京城里穿梭，到處找喜劇演員。他再次找到游本昌，卻發現游已經因營養不良住進了醫院，肝臟腫大，全身浮腫，用手一摁就是一個坑。不過游本昌還是幫著策劃了一個小品，諷刺公交車上不肯讓座的年輕人。

　　1962年9月30日，第三次“笑的晚會”以國慶晚會的形式播出。

　　開場白“笑有各種笑……”是主管臺領導孟啟予親手寫的，由侯寶林表演，拉開了晚會的序幕。接下來，陳強表演了從延安時期就保留下來的活寶節目——《光棍哭妻》。

　　北京人藝演員表演了配樂合唱《老北京叫賣組曲》。這是話劇《龍須溝》的副產品。當時，導演焦菊隱要求在幕后安排各種小商販的吆喝聲，以增加生活氣息和地域特色。為此，英若誠帶領幾個青年演員走街串巷追蹤小商販，模仿其吆喝聲。后來又增添了話劇《茶館》和《駱駝祥子》的幕后叫賣聲，成了當日人藝的保留節目。

　　晚會的高潮是無實物啞劇表演《吃雞》：一個人在啃一只半生不熟的雞，吃了一半被骨頭卡住了，他費盡心思去摳帶著雞毛的骨頭。最后，侯寶林上臺，從他的后領里拔出來一把雞毛撣子。表演笑翻了全場。

　　這個節目的創作者是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王景愚。他參加了彩排，但直播那天，青藝恰好要公演話劇《抓壯丁》。王景愚的角色沒有B角，分身乏術，無法參加晚會。杜澎救場如救火，代他表演了這個節目。

　　晚會播出后，原以為觀眾的好評會更強烈，沒想到寄來的信中卻有不少尖銳的反對之聲。一封署名“憤怒的觀眾”的來信稱，這是“以廉價的方式來向小市民趣味討好”，而且，還是在國慶前夕，在“外賓云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播出的。

　　很快，短暫的文藝小陽春被“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風雨欲來所代替。

　　1963年11月，北京電視臺在檢查1962年以來播出的文藝節目時認定：第二次笑的晚會有些節目不該播出，較突出的是《諸葛亮請客》;而第三次笑的晚會，大部分節目都有問題，思想內容不健康，表演也很粗糙。

　　在隨后到來的文革中，笑的晚會更被上綱上線為“毒草”。《老北京叫賣組曲》成為了懷念舊社會的證據，黃宗洛表演的講“公雞下蛋”的小品《來亨先生》被認為是諷刺三年困難時期?！冻噪u》則遭到了最多的批判，被創造性地解讀為“吃雞拔‘毛’”，主創王景愚差點被打成了反革命。梅益和孟啟予都遭到了批斗，王扶林和侯寶林陪斗。

　　文革結束后，孟啟予擔任了中央電視臺(由北京電視臺更名而來)的副臺長。王扶林則轉向電視劇創作，在1987年導演了經典版《紅樓夢》。

　　1983年的首屆春晚上，在導演黃一鶴、鄧在軍(當年為文藝組成員)和策劃人侯寶林、馬季(都參加過笑的晚會)的一再鼓勵下，心有余悸的王景愚終于同意參演。

　　隔了21年的時空，《吃雞》再次讓觀眾笑出了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