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職人員行使的是公共權力，必須承擔更重的公眾責任，比一般公民受到更多的道德約束。”全國政協委員、河北省工商聯副主席劉延云指出，國家公職人員從業道德入法已成為各國反腐的重要舉措，建議制定我國的《從政道德法》，對那些介于罪與非罪、違紀不違法的腐敗行為進行處罰。

　　公職人員行使公共權力必須受到更多的道德約束

　　劉延云委員表示，國家公職人員的從業道德入法，是以法律形式規制各類國家公職人員的從政道德行為，自上世紀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漸成各國政治與行政制度改革發展的趨勢和抑制腐敗的重要舉措。

　　他認為，過去人們通常認為反腐敗制度主要是建立在權力制約的基礎上，是通過法律等制度的不斷完善減少權力尋租的空間，而將道德對腐敗的約束更多定位于教育與教化范疇。“這是由于一般說來，道德不具有強制力，以法律形式來規范普遍道德并不具有實際操作性。”劉延云委員說，但是對于國家公職人員來說，因其行使的是公共權力，其必須承擔更重的公眾責任，必須比一般公民受到更多的道德約束。

　　公職人員從業道德入法是反腐重要舉措

　　“目前，世界各國都將公職人員從業道德入法當做是反腐的重要舉措。在從政道德法的約束下，公職人員違反從政道德也要受到處罰。”劉延云委員介紹，公務人員的職業道德立法，美國涉足較早，其國會于1978年通過了《從政道德法》。大體在這一期間，經濟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也先后頒布了類似的道德法典，發展中國家如巴西也頒布了《公務員道德法》。我國的近鄰韓國與日本也先后頒布了自己的從政道德法。

　　整體上看，各國從政道德法基本上都明確規定了國家公職人員從事公務活動的一整套道德行為標準，明確了對違反從政道德法行為的處罰尺度及程序，并對離職公務員在一定期限內的某些活動作出限制性規定。

　　特別是在具體操作環節上，是與非、罪與非罪等都進行了清晰地界定，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對公職人員乃至所有享受委托權力的人的所有職務行為甚至利用社會影響力所從事的可能帶來非應得利益的行為都做了詳盡的規定。

　　懲治違紀不違法行為

　　從我國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的客觀要求來看，制訂我國的《從政道德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劉延云委員表示，目前我國對于國家公職人員從政道德在法律上的規制，主要散見于《刑法》、《公務員法》等和一些部門法律規章，這類法規對各類公職人員的道德要求偏重于原則性的表述，缺乏細化的特別是配套制度和實施辦法，存在操作性不強的問題。而近年來出臺的一系列黨紀政紀條例、準則、規定等雖然相對細化，但尚不屬于法律層次，對許多違紀行為難以進行法律懲處。“特別是對那些介于罪與非罪，違紀不違法或者制度規定不完善有漏洞的諸多腐敗行為，缺乏明確的發現和懲治手段。”他說，整體上看，目前我國的廉政法律法規存在重制訂、輕實施；重原則，輕細則；重追懲，輕預防；重教育，輕監督等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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