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雨花臺區某一大型工地，今年1月8日發現兩座六朝古墓，3月26日，當考古專家入場時發現古墓已被毀，另發現的4座六朝古墓，也被施工方連夜鏟平。

　　六朝古墓被毀，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光是在南京，見諸公開報道的在近幾年之內就有數起：2006年4月施工方封鎖大門鏟平六朝古墓；2007年7月南京秦淮區一工地，近10座六朝古墓一夜被毀；2011年南京“將軍山”文物級墓葬地，被開發商和施工方強行毀壞。

　　珍貴文物人為被毀的事例也不獨南京所有。有2000年歷史的古城長沙，其“走馬樓、柑子園、營盤街等這些老街，短短幾年就只剩下一個名字”，剛被文物部門定為“不可移動文物”的民國名醫劉建勛“予園公館”也一樣遭遇厄運。

　　大量文物古跡被肆意毀壞，其動機非“反文物”的意識偏執，恰恰是文物保護和文物市場發展“雙增強”之時。我們也注意到南京出臺了施工前先進行文物考古的規定，南京在文物執法上也算盡了力。然而，貌似強大的文物保護網罩不住文物，令人反省。

　　一個直截了當的原因就是違法成本與違法獲利的巨大反差。按現行法律，文物被毀的最高代價是罰款50萬元，這個幾乎買不到一線和某些二線高房價城市一間廁所的罰款，與其說是震懾施工方和開發商的處罰，還不如說是動輒數十億合同金額的施工項目毀壞文物的許可證。

　　法律目的最終倒逆，被保護的成了被傷害的。面對珍貴文物屢次被毀的事實，文物保護法必須改革，以適應新的形勢。

　　首先，文物毀壞的主體往往是財力物力龐大的開發商，開發商與施工方往往構成雇傭關系，施工方的行為也相當于是開發商的行為。確認毀壞主體，明確替代責任，把法律的絞索套在開發商身上，讓他無法再把責任推給臨時工，推給施工者。其次，由現有50萬元封頂的行政處罰，改為與開發商項目投資額掛鉤的“累進罰款制”，項目投資額越大，罰款越重，讓其付出把法律當兒戲的沉重代價。

　　最后，既然文物產權歸于國家，國資代表機構就應跟進，代為提起民事損害賠償，文物保護不能僅靠行政處罰的行政責任網。如有必要，應啟動針對開發商和施工方法定代表人的刑事替代責任追究制度，形成最終追索的震懾，讓躲在幕后的操縱者和主使者，真正為故意毀壞不可修復文物付出個人自由的代價。

　　和靜鈞(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