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著名作家莫言，2日在中澳文學論壇上談到了自己獲獎后的生活。面對外界的質疑，他認為“寫作也是一種發聲”，自己盼望重新返回書桌，安靜寫作。

　　在今日的論壇上，莫言等中方作家與庫切等澳大利亞作家展開對話。當天下午的日程安排為“諾貝爾文學獎及其意義”，由莫言與庫切兩位諾獎得主發表演講并回答提問。

　　莫言：不把中國當代作家當人看，稍顯過分

　　莫言未曾發言先“訴苦”：“如果讓我自己選擇，我絕對不會選擇與諾貝爾文學獎有關的題目”。

　　他在演講中表示，諾貝爾文學獎在世界是個話題，在中國尤其是個話題。印象中，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每年到了九月底、十月初，媒體就要炒作一番，后來漸漸成了鬧劇，成了聲討中國作家的由頭，“無論怎么回答都會挨罵”，“誰如果敢來回答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問題，誰就是十足的傻瓜。”

　　莫言說，魯迅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事，幾乎就是一條抽打當代中國作家的鞭子。但“把魯迅等人捧為神明，不把中國當代作家當人看，似乎也稍顯過分”。“無論怎么說，最近30多年來，中國作家還是在努力創造，創造的成果也是豐碩的。而這些創造的源動力，也不是諾貝爾文學獎。”

　　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獎項，可以推動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文學向前。文學發展最根本的動力是人類追求光明、懼怕黑暗的本性使然，是人類認識自我、表現自我的愿望使然。從這個意義講，文學的發展繁榮與文學獎沒有任何關系。而要想寫出好的作品，首先就應該把文學獎忘掉，如果一心想著文學獎，把得獎當做寫作的動力，甚至去揣度評委的口味，并試圖改變自己的風格，這樣的努力多半是南轅北轍。

　　諾獎讓莫言不勝其煩曾公開稱跟誰有仇就說誰能獲獎

　　盡管作家不能為獲獎而寫作，莫言也坦言，諾貝爾文學獎的存在和影響，是不容置疑的。最早知道這個獎項時，自己還是個初學寫作者，感覺跟這件事沒有任何關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演講，讓自己跟諾獎產生了聯系，“大江健三郎在中國的數次演講中都提到了諾貝爾文學獎，他認為我是有資格獲獎的中國作家之一。我想這也是媒體經常把我和諾貝爾文學獎捆綁在一起的主要原因。”

　　這讓莫言不勝其煩。“以至于我曾公開表示，如果你跟哪個作家有仇：你就造個謠言，說他是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在中國，一旦被封為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你的苦日子就來了。如果你想表達對某個問題的看法，你要小心，有人會批評你是用這樣的方式吸引瑞典學院的注意。”總之，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其實，瑞典學院的十幾位評委，哪有閑空來關心這樣的問題呢？一個真正的作家，又有誰在寫作的時候想著瑞典學院呢。”

　　“廚師做菜是要考慮食客的口味，但也有一些廚師，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來烹調，你愛吃就吃，不愛吃就算了。作家更應該如此，不考慮文學獎評委，不考慮翻譯家，甚至不考慮讀者，有這樣的態度，寫出好作品的幾率就會大大提高。”莫言如此做比喻。

　　稱曾誤解諾貝爾文學獎文學才是根本衡量準則

　　莫言表示，自己曾經對諾貝爾文學獎抱有幾絲幻想，但最近幾年心中想的是“這件事跟我，仿佛是擦肩而過的兩顆行星，已經是漸行漸遠了。”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為心中也有一個諾貝爾“潛規則”，知道自己不符合。

　　“這也是我獲獎后引發爭議的重要原因。可見，包括我自己在內，對諾貝爾文學獎都曾有嚴重誤解。”莫言說。

　　莫言認為，諾貝爾文學獎首先是文學獎，然后才是其他。它最根本的衡量準則是文學，然后才可能是其他的東西。這個獎項最根本的意義是它的文學意義，而不是其他。在瑞典領獎的十幾天里，通過與瑞典學院的院士以及瑞典各界的廣泛接觸，自己深刻認識到：瑞典學院從來就是把作家的文學成就當成最重要的標志。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諸多傳言，基本上是一廂情愿的虛構。

　　回應質疑：獲獎不用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寫作也是一種發聲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該扮演怎樣的角色？莫言表示，這在中國尤其是個問題。是否要改變自己一貫的行事風格，這也是個問題，甚至是個難題。

　　他透露，自己獲獎后，有些親戚朋友來找自己幫忙給孩子找工作或者打官司，還有些素不相識的人寫信或者上門借錢。還有一些人希望自己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身份發言，借以改變社會上存在的種種弊端。這些基本上是兩難選擇，幫了他們勢必會影響其他人。

　　“莫言”這兩個字，也曾讓他飽受爭議。身為政協委員的莫言，在兩會期間表現也遭遇一些批評聲音。莫言說，“我當然也可以發聲，但如果我處處擺出一副諾獎的嘴臉，別人即便不厭惡，我自己也會感到害臊。而且寫作也是一種發聲，甚至是更重要的發聲。文章改變不了的現實，難道簡單說兩句話就能改變么？”

　　莫言說：“我想從法理上講，無論獲得什么獎，也沒改變你的公民身份。你的獎金，也不是從納稅人那里來的。因此，你就沒有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義務。當然，如果你樂意利用那點虛名，為社會做一點有益的事，自然也是好事。但你如果不樂意做，似乎也沒有犯下什么大逆不道的罪行。”

　　莫言坦言，自己平生最討厭的就是結幫拉伙，一結幫拉伙，就要搞黨同伐異，一黨同伐異，就必須違背良知。“我認為作家最好的狀態就是獨往獨來。只有獨往獨來，才有可能冷眼旁觀；只有冷眼旁觀，才有可能洞察世態人情；只有洞察世態人情，才有可能創造出好的小說或者別的藝術作品。”

　　他同時表示，作家從來就不是別樣的人物，把作家的地位抬得太高是對作家的傷害。其實，在中國，作家的高尚地位，基本是某些作家的自大幻想。作家轉行做政治家，也是一種選擇。但自己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興趣。

　　“我只想安靜寫點東西，當然，我也會悄悄做一些有益于社會但與寫作無關的事。不管我配不配，我確實是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我現在最應該做的事，就是應該盡快回到書桌前，寫出好的作品。我認為這是一個作家對社會最好的發言，最好的回報。”他說。

　　在演講結尾，莫言展現了他一貫的幽默，“再過六個月，新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就會出爐，到那個時候，估計就沒人理我了。我期待著。”

　　莫言稱十次活動最多答應一次“大家最好不要邀請我”

　　在領獎回國后沉寂一段時間后，莫言出席了幾次頒獎活動，曝光率有所增加。當天的互動環節，針對“活動越來越多會不會影響內心的寧靜？”的問題，莫言表示自己經常是身不由己。

　　他無奈地說：“今天這個活動我愿意來嗎？我也不愿意來。今天這個演講，講這個題目，我愿意講嗎？我根本不愿意講。不講心里也對不起你們，不來好像也對不起澳洲的同行。所以，這樣一種無奈，大家能夠理解。我什么活動都不想參加，我就想在家呆著，回高密老家去。但是沒有辦法，我希望大家最好不要邀請我，無論多么光彩的事兒我不參加。希望借媒體向社會呼吁一下：第一不要邀請我，第二不要到我們老家去。大家各干各的，然后，我用我的新作來回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