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現H7N9禽流感病毒,然而“雨點”迅猛卻落地無聲,再沒引起十年前非典肆虐時的恐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地自3月31日開始舉行的一場接一場有關疫情防控的新聞發布會。

　　有時公開就意味著安全。

　　自2003年非典開始,中國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新聞發布和新聞發言人制度。十年后,人們一邊享受著“公開”帶來的安全和信任；一邊也在思索該制度的走向。

　　本報記者采訪了曾經叱咤風云的新聞發言人“三劍客”:教育部原發言人王旭明、原衛生部發言人毛群安、公安部原發言人武和平,希望他們的足跡和思考,能給該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提供更多的素材。

　　曾經最敢說的

　　“三劍客”時代

　　3月31日,國家衛生委通報我國H7N9禽流感感染情況。4月2日、4月5日,上海市政府連續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疫情防控情況。此外,其他省市也陸續召開了相關新聞發布會。

　　在政府的各種新聞發布會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現身其中。他們表現得日益成熟,卻又讓人感覺少有鮮明的特色。

　　這讓人不禁想起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王旭明離任時,一家媒體的評價:“一個個性鮮明的新聞發言人時代過去了。”

　　這幾日,已是語文出版社社長的王旭明一如既往地在發言,只是陣地變成了他的微博和博客。個性仍是一如既往地鮮明。

　　因為H7N9禽流感,已是中國健康教育中心、衛計委新聞宣傳中心主任的毛群安比以往又忙碌了許多。之前的3月份,他正在接受一撥又一撥記者關于非典十年的采訪,不斷回憶他從2003年起做新聞發言人的經歷。

　　2003年,在經過非典的陣痛后,當年9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清華大學舉辦了第一期全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首批學員包括60多個部委和地方官員共100多人。

　　在隨后十年里,這個班上明星發言人輩出,他們也被稱為“黃埔一期”。其中有被稱為“三劍客”的教育部原發言人王旭明、原衛生部發言人毛群安、公安部原發言人武和平,還有“三朵金花”王惠、焦揚、徐寧,以及7年后“黯然離開祖國赴海外工作”的原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

　　這是中國首次啟動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因為“前無來者”,“黃埔一期”學員接受了“中西合璧”式培訓。而他們身上獨特的個性,也隨著這扇大門的開啟,展現在公眾面前。

　　王旭明熱衷于新聞發布會形式的創新。他開新聞發布會,能把參加的教育部領導拉到田間地頭,或者貧困鄉村。即使在中規中矩的會場,他也喜歡搞電話連線、網站直播,舉辦記者吹風會、做訪談節目等形式。他還多次帶著記者團直奔一線采訪,周四晚上走周日夜里回,號稱“魔鬼訓練營”。

　　當然,“玩花樣”的結果是,教育部想要公布的信息和宣傳的政策,總是能占據媒體報道頭條,而公眾也能第一時間了解到。

　　甚至,因為擔心新聞發布會的形式比較嚴肅,會影響一些政策的宣傳效果,王旭明親自操刀做起了電視節目《問教》,并自任主持人。結果被嘲諷為:“見過愛表現自己的,沒見過這么愛表現自己的官員。”

　　“我再傻也不至于是為了表現自己。我知道一些人總結的為官之道,是能不說就不說,能少說就少說。”王旭明面對非議,始終堅守自己一貫追求的準則:“立場是政府的,語言是自己的。”

　　曾有人評價王旭明,他能干5年新聞發言人,簡直是個奇跡。可“這個奇跡”真的存在了5年。

　　武和平相對低調,但在對新聞發言人這事上,卻是出手又快又“狠”。2006年1月,國務院新聞辦確定衛生部、教育部、公安部為定位定時定點新聞發布試點單位,武和平干脆更進一步,把每月一次的定時發布改為每周一次。

　　衛生與教育同屬“人民群眾關心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平日里,毛群安和王旭明就互相戲稱“難兄難弟”。有時候,性格活潑的王旭明就調侃性格敦厚的毛群安:“你像受過專業訓練的一樣。”毛群安就會半瞇著眼說:“別擠兌老弟,咱們可是患難兄弟啊!”

　　雖然政府新聞發言人的大門第一次被推開,但里面卻是一個多姿多彩的舞臺。以“三劍客”為代表的“黃埔一期”風格迥異的表現,讓人領略到當時新聞發言人的別樣膽識和風采。

　　可自“三劍客”陸續謝幕后,中國的新聞發言人講臺上,再也難尋這種個性而大膽的身影。

　　教育部現任新聞發言人續梅,給媒體的印象是謹慎、中規中矩；衛生部毛群安的接任者宋樹立、國家林業局曹清堯的接任者程紅、環保部潘岳的接任者陶德田等人,都是低調登場,即使是一些媒體記者,對這些名字也不熟悉。

　　忌憚“禍從口出”

　　只能照本宣科

　　“禍從口出”——即使對新聞發言人來說,也如同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

　　王旭明非常擅長與記者打交道,可在做教育部新聞發言人期間,他仍被媒體總結出“十論”。其中最有名的一論就是“教育買衣論”。

　　2006年,某媒體發表了一篇王旭明回應兩會代表委員“上學貴”問題的文章。在文中,王旭明把上學比喻成逛市場買衣服,有錢可以去買1萬元一套的衣服,沒錢就買100塊錢一套的衣服。

　　王旭明后來解釋說,那是他在私下場合與記者的聊天,“關起門來說的話”,原意也只是希望大家理性對待教育和上學。

　　可此“教育買衣論”一出,輿論罵聲四起,一下把王旭明推到了風口浪尖,成為他自己認為的“一個最刻骨銘心也是對人生帶來最大傷害的經歷”。

　　“三劍客”中最低調的毛群安,也未能逃出這個“夢魘”。

　　2011年6月,一則“毛群安擬建記者黑名單”的消息把毛群安推到了輿論的風口,盡管后來衛生部出面辟謠,但在接受采訪時,毛群安仍然不愿意重提這件讓他痛苦的往事:“剛發生時,我吃不下飯,睡不著覺,覺得干得很痛苦。”

　　無論是“誤讀”還是話語失當,此類與媒體的爭執,很多新聞發言人都遭遇過。因為說話,新聞發言人會從“發言人”變成“當事人”,被放到“火山口炙烤”。

　　在武和平所寫的《打開天窗說亮話》一書中,記述了他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考察時,美國記者對他們工作的思考:“我們會幫助政府將故事告訴大家,我們的角色是讓政府成為被尊重的角色,但要通過我們的挑戰和質疑來實現——因為我們是讀者和人民的代表。”

　　所以,美國的政府部門非常樂意與媒體互動,由媒體評頭論足,甚至當媒體比較安靜時,他們會主動找些新聞和資料來“喂記者”。

　　但在中國,新聞發言人代表的是他身后的政府部門,如果發言人說錯了話,被輿論關注甚至放大,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將“戰火”引到政府部門身上。很多部門不愿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甚至出臺一項好的政策,有的決策者執行者也不愿站出來講話。”王旭明說。

　　“中國的新聞發言人沒有職業化,是一種職務化行為,都是官員,兼任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的人本身都是官員,有自己的級別和其他職務。不說,肯定能進步；說好了,可能進步；說壞了,肯定受影響。”

　　自2011年毛群安和王勇平相繼成為“新聞當事人”之后,新聞發言人因為發言而“惹火燒身”的情況已經很少出現,越來越多的發言人選擇照本宣科,“立場是政府的,語言也是政府的,如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王勇平”已成為

　　一個研討課題

　　另一個“禍從口出”的代表人物,是原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而王勇平本人也不會想到,在他“黯然離開祖國赴海外工作”后,他的名字已成為一個符號,不斷在新聞發言人培訓課上被討論,甚至影響了一批新聞發言人。

　　“我已遍體鱗傷,卻不知錯在哪里?”2011年9月初的一個晚上,一些新聞發言人為即將到波蘭履職的王勇平餞行。那一晚王勇平哭了,“在座的都是新聞發言人,而我不是了,我深深地感到抱歉。當時的表現應當再注意些,做得再好些,可能結果就不會這樣了。”王勇平說:“這樣的結果對新聞發言人隊伍不好,請大家以我為戒。”

　　王勇平說完,有的新聞發言人也哭了。作為同行,大家誰也沒想到,王勇平是以這樣一種形式離開。

　　王旭明曾回憶,“王勇平在任發言人期間是敢說話的標兵。僅以2010年為例,他召開了40場新聞發布會,主動到各個網站和電視節目做客20余次。”而王旭明一年最多召開新聞發布會32場,“已累得筋疲力盡”。

　　“考核發言人做得好壞的標準是什么呢?沒有考核,而單純以‘是否說錯話’決定升降,發言人承受的壓力恐怕只能用‘噤聲’來化解了。”王旭明認為。

　　武和平一直記得他跟王勇平交流的情景,王勇平在接受7·23甬溫線特大事故新聞發布會這項任務時,對事故現場情況幾乎是一無所知；身邊也沒有一個得力團隊幫他梳理文案；甚至在進入會場前,當某領導問他有沒有把握,他還以搖頭作為回答。

　　“在國外,新聞發言人基本上都是新聞記者出身,熟知媒體運作規律,是首腦絕對相信和親近的人,能夠進入決策的核心層,他們可以列席首腦參加的重要會議,可以一句話不說,但應該領會會議所有思想,再轉化成自己的話,對外公開和宣傳。”王旭明說。

　　而在發言人同行眼中,一無所知卻被強行推上前臺的王勇平,就是一件擋在部門前面的“防彈背心”。

　　“王勇平已不再是王勇平,他是一個代表,一種符號。”武和平認為,王勇平的離開,必然會有人對此誤讀,引申出“因言獲錯”、“禍從口出”的信條,將新聞發言人視為風險畏途。

　　前任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蔡武曾專門撰文《給新聞發言人充分授權》,他說:“對政府新聞發言人,第一要給他充分的授權,第二要給他能夠掌握充分信息的機會,第三是如果講錯話了,也不要苛求。”

　　有新聞發言人將王勇平的經歷上升為非典之后對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影響最大的事件。培訓課上,課程內容是討論王勇平在發布會上的種種失誤,課下,卻常常是同行們對自身命運的憂慮和慨嘆。

　　“王勇平現象的尷尬,是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尷尬,由此帶來的淺層命題是:發言人究竟怎樣走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它的深層發問是:發言人身后的制度保障是什么,它到底能走多遠,走到何種程度?”武和平發問。

　　王勇平的繼任者原鐵道部新聞發言人韓江平,從2011年8月上任開始,沒有開過一次發布會,就連春運也沒有在媒體上公開露面,直至今年全國兩會上原鐵道部被拆分。

　　而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因為媒體記者對韓江平太過陌生,竟然爭相追問末代鐵道部長盛光祖,王勇平離職后,鐵道部為什么再無新聞發言人?盛光祖對此解釋,鐵路有些領域專業性比較強,以后涉及哪個領域,就由哪個領域部門負責人出來講。

　　王旭明覺得盛光祖的回答并不妥當,“中央文件里從沒說過工種復雜的部門可以不設新聞發言人,再說很多部門都很復雜。”王旭明說,這個回答讓人充滿“隱憂”。

　　2008年7月,當王旭明卸任教育部新聞發言人職位時,毛群安給他發去信息:你終于逃離苦海了!而王旭明回:能者多勞,繼承我的“遺志”,繼續干好吧。

　　3個月后,毛群安也離開衛生部新聞發言人崗位,雖然未脫離宣傳工作,卻是從臺前轉入幕后。問及卸任時的心情,毛群安笑得爽朗而輕松:“解放了嘛。”

　　2012年4月底,擔任發言人時間最長的武和平正式退休,到公安部文聯工作,可以徹底實現他的作家夢了。退休后的武和平謝絕記者采訪,專心寫書。

　　至此,在中國現代新聞發言人史上最輝煌、最有名的“三劍客”全部謝幕。

　　而王旭明在書中曾提到,根據材料統計,“黃埔一期”中,僅有三成多被提拔。

　　在2012年的統計中,“黃埔一期”里只有6人繼續擔任原單位發言人,離開者大多數是平調或退休。

　　而“名嘴”們的歸宿,總會影響著后來者的足跡。

　　王旭明離任時,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史安斌曾感嘆:“像王旭明這樣的發言人,其實是可以干一輩子的。”

　　但王旭明畢竟沒有干一輩子,他還是回到了體制內。這也是絕大多數新聞發言人的歸宿。

　　王旭明曾總結,目前我國政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大體上有四種來源:一是主管領導；二是秘書長和辦公廳主任的“總管式”人物；三是宣傳部門的負責人；四是來源于新聞媒體的領導。

　　這種情況也在改變,一些開放的政府和部門,越來越熱衷從新聞媒體中選拔新聞發言人。比如在4月5日上海市召開的H7N9禽流感新聞發布會上,走上前臺的上海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徐威就有著媒體從業經驗。

　　但在目前的中國,第二和第三種仍是政府新聞發言人的主要來源。而在體制內運行的新聞發言人,衡量他們的工作成績以及獎勵的標準依舊是單一的,那就是:升職。

　　王旭明自問:新聞發言人是官嗎?然后他自己回答:是官,也不是官。說他是官,是因為在現行體制中,發言人是一級政府部門的官員,有行政級別；說他不是官,是說新聞發言人這個官的職責很特殊,他對外要與媒體、公眾以及整個社會打交道,對內要與自己所供職部門的官員們打交道。這一特殊的職責要求決定了發言人在很多方面必須以官員的身份講話,而又不能以純官員的身份講話。

　　官員講究的是低調少說,而好的新聞發言人卻要求高調多說,這就猶如兩條永不相交的線。

　　“在國外,新聞發言人是種職業,而非職務。”王旭明曾設想,如果有一天,中國的新聞發言人也成為一種職業,有資質,甚至可以分級,在一個單位干得好,可以跳槽到另一個單位,級別可以隨之提高到處級、局級、廳級甚至部級,新聞發言人的工作卻不變,如果干得不好,可以降薪、降級甚至取消資質,這樣,一個新聞發言人就可以干到退休,一輩子做好這一件事。

　　“這是一條漫長的路。”毛群安說,他現在再去給新聞發言人上課,技巧問題講得越來越少,更多是講如何完善新聞發言人這項制度。

　　“當年我離開新聞發言人崗位時,曾給自己的表現打分,謙虛一點是60分,自戀一點是85分。”王旭明半開玩笑地對齊魯晚報記者說:“可看現在的一些新聞發言人表現,如果我再給自己打分,謙虛一點是85分,自戀一點是95分以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