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下班高峰時段、重點區域，“打車難”普遍存在。

　　北京市政府近日出臺《關于加強出租汽車管理提高運營服務水平的意見》，承諾將采取“一攬子綜合措施”對出租車領域進行改革，這不僅點燃了受困于“打車難”、“工作苦”的民眾與司機的希望，也引發了媒體的議論熱潮。

　　有積極支持者認為，《意見》把特許經營權轉為“無償有期限有考核”的“專營”，提出建立退出機制，引入市場競爭，這些新舉措都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顯示了觸動利益的勇氣。但也有人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對《意見》是喊破嗓子，還是甩開膀子，仍在觀望之中。更有一些尖銳之批評，認為《意見》走的是行政干預的老路，難以充分調動市場調節的力量，在某些方面淺嘗輒止，有避重就輕之嫌。

　　支持者對改革信心滿滿，批評者不乏真知灼見，這體現了中國越發開放和理性的公共言論空間。但在筆者看來，目前的討論仍然有讓人不滿足之處。

　　“司機苦”不僅是北京一地的現象，也是全國各地普遍存在的問題。通常的解釋是認為出租車公司為了獲取更多利潤而收取了過高的“份子錢”，這低估了問題的復雜性。據報道，北京市出租車公司在每輛車上月均獲利500元左右，全市兩百余家出租車公司、6萬多輛出租車每年共可創利3億多元，但這些從“份子錢”上摳出的利潤攤到每家企業身上并不豐厚。那么人們所說的出租車領域的“暴利”究竟出自何處呢？

　　溫州的例子給人以啟示。溫州出租車牌照價值不菲。車主以牌照為信用抵押獲得銀行貸款，投資其他領域，而原有出租車業務則交由中間人管理，自己只需坐食其利。車主變為錢主，這樣的轉變在全國普遍存在，北京亦然，只是這里的車主是有特許經營權的公司。這些公司不僅經營出租車業務，更將無償無限期的特許經營權作為信用擔保，來獲得銀行貸款，轉而投資地產、金融等其他領域，獲得暴利。靠份子賺錢與靠牌照生財相比，不過小巫見大巫。

　　所以，解決出租車行業的“暴利”問題，關鍵是限制出租車公司將服務公共事業的權利“無中生有”地變作自己融資的信用抵押。《意見》就特別提出要逐步推行出租車公司專營制度，禁止經營其他領域，這是“動命根子”的舉措。

　　目前討論的熱點里，無論是改善司機的生活狀況還是觸動行業暴利的命根子，解決的都是行業內部利益分配的經濟問題。但“打車難”不僅僅是行業內的經濟問題，也是行業外的社會問題。“打車難”反映了出租車供求關系的失衡，這個失衡有區域之別，往往是城市中心和邊緣區域難打車，介于二者之間的地區打車并不困難。道理很簡單，對司機來說，理想的狀況莫過于不堵車、不空駛，而城市中心太堵，邊緣區域太空，司機自然都不想去。所以出租車供求關系的失衡本質上是一個城市區域發展的失衡。公共交通建設的滯后帶來了更多的打車需求，而為完成高額的“份子錢”任務，司機更不愿去或堵或空的地區，這加劇了供求關系的失衡。因此，解決“打車難”問題，從小處看事關行業利益分配調整，從大處看則依賴于城市區域統籌發展。

　　綜上所述，我們關于《意見》的討論，一方面要進一步找準出租車行業“暴利”之源，講清道理，對癥下藥；另一方面，要跳出《意見》，把出租車行業的問題放到城市統籌發展的大局下看待，以區域間平衡發展來解決出租車供求失衡。唯有內外兼修，方能解決“打車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