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一個電話，羅彩霞急匆匆地離開活動現場：“制片人說稿子還要改，我得干活了！”

　　4月26日，在中國青年報社三樓的一間辦公室，羅彩霞打開隨身攜帶的電腦，開始工作。六樓會議室里，“金牌讀者授牌暨邀請報道對象回家”活動正在進行。

　　如果不出意外，羅彩霞可能會成為一名中學歷史教師，或是一名導游。但一個轟動全國的事件，打斷了她剛剛開始的求職計劃，也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

　　2009年3月，即將從天津師范大學畢業的羅彩霞正在四處找工作，卻意外得知，2004年高考后，高中同班同學王佳俊冒用她的名字及高考成績等，進入貴州師范大學并于2008年畢業，而她自己則面臨因身份證盜用被取消教師資格證書等一系列問題。 

　　找回身份成為頭等大事。幾經交涉未果，羅彩霞開始在網上尋求幫助。

　　當年5月5日，《中國青年報》以《公安局政委女兒冒名頂替上大學》為題率先報道了此事，羅彩霞手舉王佳俊頭像的照片出現在眾多門戶網站上。有媒體稱：“一個弊端叢生的高考謎案至此揭開神秘面紗，全國掀起了有關羅彩霞事件的輿論風波。”羅彩霞這個名字，甚至成為“被冒名頂替上大學”事件的代名詞。

　　15個月后，“羅彩霞案”以和解結束。庭審后羅彩霞對媒體說，選擇和解是因為“希望這件事盡快結束，自己可以開始新的生活”。

　　直到今天，她依然不喜歡別人問起“王佳俊怎么樣了”。“我還是那句話，官司結束，互不相涉。我不恨她。”

　　導游證和教師資格證終究沒派上用場。記者，成了這個聞名全國的新聞當事人的新身份。

　　2010年9月，官司結束后不久，羅彩霞成為成都電視臺《真相30分》欄目的一名記者。這檔類似《焦點訪談》的節目曾報道過“羅彩霞事件”。

　　大三時，在一位學長的引薦下，羅彩霞認識了一名記者。“第一次見記者，覺得很神圣。”她回憶說。后來，作為新聞當事人，她結識了眾多記者，聯系采訪的記者更多。用她同學的話說：“彩霞說到第五個字，必有一個來電。”

　　新聞的5W是什么，她不知道，但她知道，新聞幫助了她，也改變了她。她甚至寫過一篇博文《我的媒體曝光之路》，總結了自己關于媒體的一些經驗：準確敘述事件，盡可能多地提供證據；找有權威、責任感強、影響力大的媒體……

　　2010年11月17日，羅彩霞第一次以記者的身份出差，采訪南京某高校學生造假事件。像很多新手一樣，電話聯系造假學生時，她緊張得手都在顫抖。去學校的路上，她想得最多的是“被轟出來怎么辦”。在記述這次采訪經歷的博文中，她給自己的評價是：“我離記者的路還很遠，離好記者的路更遠更遠，但我會慢慢走下去……”

　　記者羅彩霞面臨的真正考驗，是采訪“四川版羅彩霞”：四川農業大學學生雷夢蓮發現，自己被西華師范大學的“雷夢蓮”冒名頂替了。

　　2011年1月，羅彩霞著手調查此事。進展似乎并不順利，西華師大拒絕提供假雷夢蓮的任何資料，稱“我們的學生也是受害者，這事不可能像你的事那樣解決”。

　　采訪完成，領導告訴她節目要提前播出，制作周期只有兩天。她興沖沖跑回去寫稿，可剛從四樓走到一樓，就接到領導電話：“斃了！”

　　那時，羅彩霞還不能體會領導的苦衷，委屈得當場痛哭。她對雷夢蓮的處境感同身受：“正規程序走不通，媒體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這個再行不通，真不知道該怎么辦。”

　　實際上，她自己在《我的媒體曝光之路》里總結過：“媒體亦有潛規則與地方保護傾向，若本省媒體不予回應，可找鄰省媒體，或找發達城市的媒體，他們的報道更為開放自由大膽。”

　　她把這個線索給了《中國青年報》。很快，本報發表了記者白皓采寫的《誰冒名頂替我上了大學》。

　　2012年2月，羅彩霞離開成都電視臺，成為中央電視臺一檔經濟欄目的記者。7月21日，北京遭遇特大暴雨，77人遇難。她和同事到京港澳高速路現場采訪，趕出了一期節目。

　　“以前自己是報道對象，現在從記者的角度思考才知道做好新聞有多難。”羅彩霞說。

　　如今，羅彩霞的生活常態是加班熬夜剪片子，然后擠地鐵回到遠郊的“蝸居”。她笑稱自己像個“新聞民工”。但她又說，面對弱勢群體，自己經常有種同病相憐的感覺，采訪民生新聞，為他們做一些事，會讓自己有成就感。

　　做片子時，記者羅彩霞通常會把自己隱藏起來，剪掉出鏡畫面。遠在湖南邵東的父母是她最忠實的觀眾，哪怕節目里只有女兒一句話，也會被敏銳地聽到。

　　羅彩霞很在意自己的媒體形象。不止一次，她用湖南普通話問本報記者：“你為什么要把我拍得那么丑咧？”記者劉萬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