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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農民工的產業化轉型

來源: 燕趙都市報 作者: 2013-06-29 06: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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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父輩不同,新生代農民工的目光投向制造業、紡織業、電子業等技術性行業,賺錢糊口并不是他們進城打工的惟一目的,通過一份工作進而安家城市才是他們的終極目標。他們中的大多數,必將成為各地的城鎮居民,他們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骨干力量,而他們的市民化進程也迫切需要來自產業的支撐。

  在石家莊有兩套房的“農民工”

  “我對現在的生活還挺知足的。”趙力旗一邊給自己的新房子裝著燈具,一邊說。

  這是他在石家莊市區購買的第二套房,他說,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

  趙力旗來自行唐的一個村子,用他的話說是“標準農村”。他的父輩們都是從村子里出來打工,然后回到村子里生活,是城市的過客。而他,不但在城市里扎扎實實安了家,還和妻子一起買下了兩套房。

  “我和我愛人都是村里的,是一個縣的,現在的生活應該說是我倆一起打拼出來的。”他憨憨地笑。

  趙力旗的身份證上寫著1979年出生。出乎意料地,這個34歲的年輕人對“新生代農民工”這個說法并不抵觸,他覺得自己確實仍屬于“農民工”,只是跟父輩那一代已經很不同了。“最大的不同,大概是我們有條件出來上學,接受東西快吧。”

  1998年,趙力旗畢業于石家莊市的一所中專學校,到現在已經15年。他說,回頭看,畢業找工作時他經歷了一個幸運的契機。當時,他學的是機械鉗工,原本是向石家莊市拖拉機廠定向委培,但他畢業時,拖拉機廠并不缺人,因此他進入了現在已經是上市公司的博深工具,在15年里,從一線工人晉升到了現在的車間生產調度。現在,他跟妻子每人都有三四千元的月薪,第一套房買得便宜,他們已經有余力購買第二套房,而且能夠輕松支付第二套房的月供。

  他說,當年幾個去拖拉機廠的同學已經下崗了,而同他一起進入博深工具的同學情況還不錯。作為來到城市打拼的鄉村少年,有的時候命運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對于這一點,靳建朋深有感觸。

  靳建朋比趙力旗小兩歲,畢業晚5年,而他的生活軌跡卻曲折得多。“我還在工地做過兩年壯工呢。”靳建朋笑著說。他解釋說,所謂“壯工”,就是建筑工地上沒有任何技術、單純賣勞力的工種,也就是人們通常說的“小工”。對他來說,那兩年是最辛苦的兩年。

  2003年,趙縣子弟靳建朋畢業于河北省電大的旅游與飯店管理專業,擁有了大專學歷。在畢業后的10年間,他換了四五個工作,但堅決不愿再回農村老家。“咱想著,既然爹媽辛辛苦苦供咱出來上了學,真的不愿意浪費了,想在外面賺點錢,以后讓老人過好日子。”

  靳建朋畢業后,先是在石家莊一家酒店的客房部工作了兩年,這是他的求職經歷中惟一專業對口的工作。此后,通過朋友介紹,他遠赴廣州,在一個集裝箱生產企業做了3年工人,期間跟老家的女朋友結了婚。孩子出生后,他為照顧妻子孩子回到了老家,因為工作不好找,在家里幫忙干農活一年多。后來實在在家里呆不住了,跟著建筑隊出來在工地上打工。兩年后,終于經過朋友介紹到了現在的單位———石家莊著名的鋼廠平山敬業,成為一名天車工。

  回首10年來的打工經歷,靳建朋笑笑說,像他這樣的農村子弟,在外面漂泊慣了,只是牽掛家里。

  他們是城市產業的支柱

  靳建朋覺得,要說他們這一代與老一代農民工的最大不同,是融入了城市的各種產業,而不像父輩那樣只是干建筑。

  靳建朋說:“我父母都是地道的農民,我爸農閑的時候經常跟著建筑隊出去打工,應該算是典型的老一代農民工吧。他去的地方多了,去過北京,山西的很多地方,一直在建筑工地上干,因為掙錢相對多一些,然后掙到錢就回家。”

  但是到了他這一代,他開始渴望找到一個有發展前景、有專業技能的工作,靠這個工作來留在城市,而不是再像父親那樣像候鳥一樣在工地和家鄉之間來回遷徙。

  這也是靳建朋為什么在經歷漂泊后,將敬業視為一個落腳點的原因。“這里月薪一個月3000多塊錢,管住,算是不少了。”更重要的是他覺得,“現在到處都需要建設,到處都需要鋼材,在鋼材企業里干,前景應該挺好的。而且多學學技術,以后走到哪兒都不怕。”

  這正是新生代農民工的一個重要特征———他們將目光投向三產服務業、制造業、紡織業、電子業等行業,賺錢并不是他們的所有目的,找一個靠譜的工作,然后在城市里安身立命才是他們的終極目標。

  河北省冶金行業協會有關人士表示,雖然目前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說明,到底有多少靳建朋這樣的打工者在我省的鋼材企業中工作,但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已經是我省第一大產業鋼鐵工業的主要生產力。

  不僅鋼鐵產業,其他很多產業中都有新生代農民工的影子。醫藥業是石家莊市支柱產業之一。截至2012年底,石家莊全市共有各類醫藥企業400余家,資產總額達到560億元,年產值744億元。在全省范圍內,醫藥工業也保持增長態勢,2012年全省規模以上醫藥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達774.20億元,同比增長19.32%。

  23歲的李紅剛正在竭力成為為這一產業創造價值的一員。他來自欒城西董鋪村,中專畢業后,先做過摩托羅拉天津一家分廠的電氣維護工,現在是神威藥業集團的電氣設備管理員。

  說到在企業里的工作經歷,李紅剛說,是他的電工專業背景給他打下了基礎。3年間,他從針劑車間的流水線崗位升到后勤管理崗位。“其實我爸也在打工,做維修機械的工作。如果說有什么不同,也許是我的工作技術含量更高一些。”李紅剛說。

  “找份好工作什么都解決了”的背后

  雖然靳建朋已經習慣了漂泊,但是他承認,已過而立之年的他內心仍然隱隱焦慮。他并不打算在平山買房,也沒打算把妻子孩子接到平山定居。他渴望下一步能在石家莊市區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然后將家安在這里。

  很多農村子弟與靳建朋有一樣的想法。他們普遍存在著“找份好工作就什么都解決了”的想法,迫切渴望靠著這份工作,解決在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問題,進而融入那里的生活。

  石家莊市第三職業中專學校副校長楊榮春說,這意味著,新生代農民工要融入城市,除了普遍存在的自身努力,更主要的因素是有產業的支撐———只有足夠的產業、足夠的企業吸納他們并提供相對穩定的工作前景,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融入城市問題。

  楊榮春說,近年來,這個問題顯得越來越迫切。越來越多的農村子弟進入中專、職業技校,希望以學校為跳板進入城市。以他所在的中專為例,農村子弟與城市生源的比例從一開始的3:7到后來的5:5、6:4,現在已經到了7:3的比重。

  然而,城市的產業似乎還沒有做好充足的準備。雖然普遍面臨用工荒,但能為這些農村子弟提供長遠穩定工作的工作機會并沒有想象中多。說白了,很少有工作機會能夠完全消解將一位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尤其是河北這種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在這樣的結構體系中,更多的農村子弟是在吃“青春飯”。

  楊榮春說,雖然很多人在城市里找到了工作,但是到了三四十歲,安家的壓力越來越大,使這些人開始產生分化:發展得好的能夠繼續留在城市,他們有的在企業中升到中層,有的自己出來單干;發展得不好的,則不得不回到農村的家中。“一部分人留下、一部分人離開”是他們的宿命。

  靳建朋努力成為“留下”的人。他說,在老家干農活的那一年多,是他畢業后最焦慮的一段時間。他說,他雖然上過大專,但這個學歷與其他人相比并沒有優勢,在家呆幾年就等于跟社會脫節了,會變得完全沒有競爭力。在家干農活沒有前途,為了父母有更好的生活,為了孩子有更好的機會,他必須“出來”,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但是更好的機會是什么?靳建朋說不清。他說,想到的最好的前途是在石家莊市的大企業里找一個天車工的職位,最好是正式工,一個月掙四五千塊錢。

  “但是太難了,這樣的工作,咱們根本進不去。”靳建朋笑著說。

  是不是找到一個好工作就什么都解決了?“對對,應該是這樣的。別說對于農民工,大學生都是這樣的,對吧。”他說。

  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誰來消解?

  對于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理想的渠道是三方面共同承擔:國家、企業和農民工個人。

  所謂“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可以理解為:在城鎮定居所需要的各項經濟投入,也即要讓農民工享有與本地市民相同的各項權利和公共服務所需的投入。

  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一份《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測算》課題報告揭示了一個農民工融入城市所需的高昂成本:“根據對重慶、武漢、鄭州和嘉興四個城市的實地調研,一個典型農民工市民化(包括相應的撫養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總共約8萬元左右。”

  這位代表性農民是采用全國平均數值而設計出的一個標準像:年齡29歲,退休年齡為55歲,壽命為73歲。根據年齡可以看出,他應該是一位新生代的農民工。

  而這8萬元僅僅是需要政府承擔的公共支出部分,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還包括企業和個人付出的部分。報告執筆人之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許召元認為,其中,企業需要承擔的部分并不多,個人承擔的部分則很大,應該是政府支出部分的“好幾倍”———也就是幾十萬元。

  對于大多數打工者來說,他們的個人支出部分也是來自于企業。所以,企業的支撐度仍是他們融入城市的決定性力量。

  也正是這一點,使得他們對一份“好工作”有著極大的熱情。相比勞動密集型產業,他們更看重技術型工種和企業以后的發展前景。相應的,他們并沒有安定感和歸屬感,同時也談不上太高的忠誠度,很多人都在尋找一個更好的機會。

  常山紡織棉一公司的一位高層告訴記者,對于紡織行業來說,已經很難招到一位受過教育的新型農民工了,即使招到也留不住。原因是,一是待遇比較低,二是紡織行業的技術含量較低,這些年輕人覺得很難有更好的發展前景。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這些年輕人對重工等行業趨之若鶩。采訪中,一位業內人士稱,重工行業如挖掘機維修等行業,一個入行幾年的年輕人就有可能拿到過萬元的月薪。

  但這種高新職位只是少數,我省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特征的產業結構決定,大多數企業難以支撐農民工市民化的高成本。就像一些專家指出的,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很多新生代農民工將面臨城市留不下、農村回不去的困境。(記者 付薇)
 

關鍵詞:產業,農民工,轉型

責任編輯: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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