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中情局雇員斯諾登將美國國安局的“棱鏡計劃”公之于眾，一石激起千層浪，虛擬世界中的言論自由與國家安全的內幕，隨之呈現在世人面前。

　　斯諾登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還是美國安全的背叛者，言人人殊。斯諾登的泄密事件也讓網絡安全多了一層含義，除了國家之間的網絡攻擊或情報竊取外，還有政府與大公司組建的情報復合體對公民隱私的威脅。上世紀50年代，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看到了軍工復合體對自由社會的威脅，而時下全世界都面臨著情報復合體的威脅。

　　美國聯邦調查局將對斯諾登泄密事件進行調查，身處香港的斯諾登或許要面臨引渡和審判。但美國政府未必能夠勝訴，因為它在兩個方面已經涉嫌違憲：美國憲法修正案第四條保護美國公民的隱私權，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武力搜查和扣押的權利。而斯諾登所揭秘的美國情報部門對美國公民的電子郵件、電話以及社交網絡進行監控與分析的行為，事實上侵害了公民的隱私權。

　　美國聯邦調查局長米勒認為，網絡監控服務于反恐行動，如果類似的監控在9·11之前便存在的話，或許能夠避免悲劇。但這不能構成美國政府部門未經法院授權而直接監控公民的網絡信息的理由。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即捍衛公民的言論自由，斯諾登的泄密行為是違背了《反間諜法》還是捍衛了公民的言論自由，還有待最高法院的判決。

　　上世紀70年，供職于國防部的埃爾斯伯格將五角大樓文件泄露給《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美國政府將兩家媒體告上法院，但最高法院判決政府敗訴。對于危害到公民權利的秘密，每個公民都有權公之于眾，如果斯諾登案最終交由最高法院審判的話，人們將會看到最高法院在網絡時代重新定義言論自由的含義。

　　毫無疑問，斯諾登的泄密行動讓美國在網絡安全方面陷入尷尬。美國政府一直沒有正面回應斯諾登事件，朝野上下則已經開始了激烈的爭論。眾議院議長博納認為斯諾登是叛徒，但美國普通公民未必持相同看法。一項網絡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一以上的受訪者認為斯諾登是英雄。在網絡時代，實時監控讓人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奧威爾在《1984》所描述的毛骨悚然的場景，當每個人都成為沒有隱私的“透明人”時，自由社會也就隨之消亡了。斯諾登揭示了包括谷歌在內的多家美國大公司，都是政府監控的合作者，在網絡安全這個議題上，政府與企業界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猶如冷戰期間美國的軍工復合體一樣。

　　需要指出的是，網絡監控幾乎是國際通行的潛規則，各國都在不同程度上實施著網絡監控，言論自由已淪為一個相對概念。斯諾登無疑讓美國政府出糗了，但這并不意味著類似的事件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存在。網絡安全與言論自由之間，需要合理的平衡點，而斯諾登的貢獻在于將這個問題擺在了桌面上，開啟了一個博弈的過程。

　　而且，網絡安全已經成為大國政治的核心議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網絡安全是美國優先關注的問題。在一個人人都是發言者的時代，政府要全面監控言論，必須借助企業的力量。因此，在網絡監控方面，政府與企業之間形成了越來越大的利益重合點。當情報復合體形成之后，網絡安全就成為獲得撥款和利潤的焦點，網絡安全威脅與網絡監控形成了一個不斷強化的循環。網絡安全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一旦涉及安全議題，政府就獲得了不計成本予以應對的權利，濫權現象也就難以避免。

　　美國政府以反恐為由繼續網絡監控，其他國家則有不同的側重，這些理由都成了政府侵蝕言論自由、隱私權的“自足理由”。對美國而言，斯諾登泄密事件未必是美國的“滑鐵盧”，而是啟迪人們反思網絡時代政府行為的倫理維度。

　　網絡時代并不意味著自由放任，也不意味著政府監管的缺位，而是需要程序正義。換句話說，無論政府、企業還是個人都需要在法律框架之下尋求各自的自由。為了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政府需要搜集網絡信息，但政府不能濫用這些信息侵奪公民的權利。如果出現濫權行為，無論作為情報機構雇員還是信息公司職員，都有必要履行一個公民的職責。

　　網絡并非洪水猛獸，而是大大提高了公民個體對抗特權與濫權的能力，斯諾登的身后是一個龐大的情報復合體，至于其中的濫權行為，也許只有法院才能給予認定。但值得一提的是，斯諾登之所以能以一己之力與世界上最強大的情報復合體進行對抗，是因為斯諾登身后有無數網民，尤其是捍衛自己隱私與言論自由的那些公民。而公民權利與情報復合體之間的博弈也還將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