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城管執法似乎總是與“暴力”聯系在一起。從今年三月至今，全國各地已經發生多起城管暴力執法事件，從福建到云南，從廣東到內蒙古，城管與商販的沖突屢屢發生，這不禁引起人們的思考。

　　愈演愈烈的城管暴力執法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三月至今，經媒體公開報道的城管暴力執法事件多達17起。

　　3月6日，廣州海珠區赤崗街道城管執法人員在巡查時發現，1名婦女占道擺賣番石榴，后與該名婦女發生肢體沖突；3月16日，廈門思明區民警、城管與小販發生肢體沖突；3月22日，云南昭通城管將盲人乞討者打傷并丟入水池，在網絡上引發巨大爭議。

　　5月25日，安徽濉溪城管圍毆拍照的高三學生；5月28日，四川德陽城管執法人員與一攤販發生沖突，1名攤販親屬和1名城管執法人員受輕傷；5月31日，延安一名男城管雙腳跳起猛踩市民的頭，還有一名女城管大喊“爆他頭”，引發公眾廣泛關注。

　　進入7月以來，城管暴力執法事件更是頻頻發生。僅7月15日就連續在呼和浩特、深圳、連云港發生多起城管隊員與居民沖突、堵路執法、群毆村民事件。

　　尷尬的城管執法

　　1997年以前，中國并無城管，工商、衛生、質監、農業等部門分管了市容整治的功能，存在諸多弊病。1997年，城管綜合執法改革啟動試點，盡管結束了城市管理“九龍治水”的局面，卻也拉開了城管執法尷尬的歷史。

　　根據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網站顯示，城管具有13個方面的職能，從市容環境衛生管理、市政管理、公用事業管理，到園林綠化管理、環境保護管理、城市河湖管理、施工現場管理、城市停車管理、交通運輸管理，從對流動無照經營行為處罰，到對違法建設處罰，甚至還包括對無導游證從事導游活動行為的處罰。

　　職能復雜，管理多頭，使得城管執法從一開始就陷入了尷尬。“管，小攤小販不滿；不管，市民群眾不滿。”在城市化過程中，不少人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和職業，不得不進城擺攤謀生，為市民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給城市綜合管理帶來了極大的負擔。

　　專家認為，一方面城市快速發展與滯后的政府管理不匹配，城市管理人員嚴重不足。以昆明為例，截至2012年，昆明市城市建成區與5年前相比增加近一倍，但城市快速發展后，城市道路、橋梁、公交、綠地等需要管理的城市部件和事件大幅增加，城管部門管理的人、事、物都迅速擴張，執法力量不足的矛盾因此凸顯。

　　另一方面，城管執法人員素質普遍偏低，大量臨時工、低學歷、低素質人員被“編”進城管執法隊伍。素質低、待遇差、缺乏培訓，使得城管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屢屢出現“狀況”。

　　隨著各類負面事件的累積，城管甚至掉進“說什么都不信，怎么干都不行”的尷尬。據中國社科院藍皮書《形象危機應對研究報告(2012)》總結，城管形象具有暴力執法、執法失當、行政不作為、內部管理失當、違法違紀等5大類風險。

　　“城管負面新聞這么多，經過各種媒體的呈現后，即使他們在努力改變，公眾也很難理性去看待。”西北師范大學副教授劉濤認為。

　　加強制度設計，規范城管執法

　　“維護城市的整潔亮麗必須有人管理，但是目前的問題在于怎么管。”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承蔚認為，缺乏有效的規范，是目前城市管理陷入暴力執法困局的最主要原因。專家建議加強制度設計，規范城管執法。

　　“盡管目前各地也有法規在約束，但基本上都是出于自身的解讀設定，缺乏上位法的支持，而權利的邊界不明，容易導致‘法無定法、權力私用、權大于法’的問題。”李承蔚建議盡早出臺全國性的城管執法法律，明確城管的權責，也有助于協調其他部門人員共同執法。

　　記者了解到，目前城管的行政執法權共涉及幾十部法律法規和政府規章，既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法律、國務院制訂的行政法規、部委制定的規章制度，也有各省人大、政府發布的地方性法規、規章及政策性文件，但沒有一部專門針對城管的法律。

　　“有些城管隊員一穿上那身制服，官僚意識和權利意識馬上就復活了，服務意識也就埋沒了。”劉濤認為，破解城管暴力執法困局，首先應該加強城管執法人員的“自省”，“多聯系群眾，回歸群眾，才可能改變對立的局面。”

　　“城管問題最后恐怕要回歸到這樣幾個問題，城市到底是誰的城市？權力是誰的權力？城市應該是什么樣的？”劉濤認為，城市管理者的理念才是最根本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