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盛夏，湖北、江蘇等多地政府部門施行彈性工時制，有的單位將工作時間減至五六個小時。按照相關規定，公務員實行國家規定的工時制度。那么，這種每日工作低于8小時的做法，究竟是合理調整還是隱形福利？工作時間“縮短”，公共服務質量如何保證？高溫之下，誰更應該被關懷？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深入多地進行了追蹤。

　　工時“縮短”，公共服務也“縮水”？

　　7月中旬，湖北、江蘇等地機關開始執行“新”的工作時間表。記者17日在南京華僑路上的市房地產交易登記中心門口看到一份《關于調整作息時間的通知》：接上級通知，自7月15日起，作息時間調整為上午9點至12點，下午14點半至17點半。

　　13點半，雖然還有1個小時才辦公，但這個中心門口已聚集了上百位市民。14點，中心打開大門，市民蜂擁而入，紛紛搶占各個窗口，有的窗口排隊超過20米，場面一度混亂。記者粗略估算，現場等候的市民超過200人。

　　記者在現場看到，有些窗口陸續有工作人員到位，但一直等到快14點半才正式辦公。正在排隊的孫先生說，他已經是“三進宮”了，等了一個多小時，“有些工作人員早就到位了，為什么不能提前開工！”

　　雖然北京沒有卷入此次工時“縮短”風波，但彈性工時制現象仍時有發生。記者17日從北京市科委、住建委等部門了解到，大都執行“朝九晚六”時間表，午休時間約2小時，每天實際工作時間7小時左右。

　　13點40分，記者來到北京一街道派出所，看到戶籍室門前10多位市民正坐在臺階上等候，身后玻璃墻上貼著戶籍室辦公時間：上午9點至12點，下午14點至17點半。“我來了半個多小時了，這里沒開門，大家伙只好在烈日下干等著。”前來辦戶口的陳大爺說。

　　工作時間縮短了，公務員是不是更忙了？答案是：“不一定”，忙閑主要看“崗位”。南京市秦淮區政府一位科長說，提高政府服務效率，與其調整工作時間，不如合理調整人員和崗位設置。如今工時減少一小時，有的崗位依然“閑死”，有的則“忙死”。

　　高溫之下，誰更應該被關懷？

　　47歲的高大立是北京一名環衛工人，17日中午，記者見到烈日炎炎下他正忙著撿垃圾，額頭上浸滿了汗珠，衣服也濕了。“我每天在大街上干八九個小時，保持街道衛生不容易，加班是常有的事。”

　　其實，我國對縮短勞動者工作時間也有相關規定。2012年，國家安全監管總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單位出臺了《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對高溫天氣下室外露天作業時限、勞動者高溫津貼等作出規定，但令人擔憂的是，一些地方一些單位在執行中打了折扣。

　　“大多數公務員都在有空調的室內辦公，何來防暑？”接受采訪的市民紛紛表示，各級政府不應只顧著給自己縮短工時，而應該多關注真正需要關懷的人。

　　公務員的工作時間能隨意減少嗎？記者查閱公務員法看到：公務員實行國家規定的工時制度。而1995年頒布實施的《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明確，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該規定適用于包括公務員在內的所有職工。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濱認為，一些地方“縮短”工作時間的做法是不符合上述相關法規的。一些單位違反上級規定，但由于缺乏監督，長期以來被忽視。

　　18日，記者在北京、南京等地隨機采訪了數十位市民。對于工作時間“縮短”，大多數市民表示不滿。“時間縮短了，以后辦事要提前，人多那不是更不方便了嗎？”南京市民黃峰說，夏天這么熱，政府關心公務員，就把老百姓“曬”在一邊？

　　“由于職能定位不同，一些部門工作人員忙閑不均。”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周孝正等認為，不從提高服務效率和水平上下功夫，而從縮短工時上實施“一刀切”政策，顯然不妥。公務員在崗的工作時間，應滿足所在部門服務公眾的需要、職責的履行。

　　記者就此采訪了相關政府部門。在聽到有無公示、是否征求民意問題后，有的支支吾吾，顧左右而言他；有的干脆避而不答。

　　轉變作風，群眾路線不能停在嘴上

　　中央近期要求各地深入扎實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四風”問題。一些專家和群眾質疑，政府機關率先縮短工時，是否欠妥？

　　記者就此向南京市房產管理部門了解情況，一位工作人員坦承，這并不是一個部門搞特殊，而是上級部門的統一規定，這也不是今年的特例，往年都是如此。“我們肯定會在規定的工作時間內全力為群眾服務。”

　　“出臺工時調整政策，走馬觀花下基層，也是工作作風不實的體現。”專家表示，一些單位和領導存在特權思維，遇事多考慮部門利益，往往忽視了大多數群眾利益。

　　縮短工時已成為一項隱形福利。北京市民王小華等人說，走群眾路線不能只停留在嘴上，老百姓的評價標準很簡單，就看是否幫老百姓辦實事，如果真心便民利民，老百姓自然滿意了。

　　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教授吳亦明表示，公務員辦公時間的增減雖然“事”小，但關乎公眾利益，這樣的決策應該把群眾訴求放在首位，充分回應社會關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應多聽聽大家的意見，少一些領導‘拍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