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復流浪居無定所

　　一旦流浪兒童回到家，家里并未給他們一個可以不再流浪的環境，流浪就會再次成為這些孩子的首選。

　　除了怕救助站限制自己的自由，王宇其實還怕救助站的工作人員把自己送回家。

　　石清華表示，很多流浪兒童在進入救助站之后，按照規定，救助站的工作人員都會詢問他們原籍是哪里并將其送回家。

　　由于不愿回家，一些孩子就會虛報自己的家庭地址，一些救助站的工作人員只會把孩子送到其所報家庭地址的省市而不是真的回到孩子的家中，因此很多流浪的孩子就選擇借此開展全國旅游。

　　“很小的孩子，很多地方就都已經去過了”，石清華說。

　　冷軍說，他時常會送流浪兒童回家，有時一連要送很多孩子回家，等他再次返回救助站的時候，他發現自己送過的孩子又回到了救助站中，“這種情況有時讓人哭笑不得，又感覺有些心酸”。

　　中國公益研究院執行副院長高華俊表示，有40%的流浪兒童出走是由于受家庭問題影響，他們或在家遭受虐待，或因父母關系問題等等原因，才選擇離開家。

　　“其實每個流浪未成年人出走的原因都各不相同，統一送回家并不能讓這些孩子真正回家”，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研究部副主任韓晶晶說，一旦流浪兒童回到家，家里并未給他們一個可以不再流浪的環境，流浪就會再次成為這些孩子的首選。

　　韓晶晶還表示，現在國內并未有機構對問題家庭開展監護的后續跟蹤回訪，比如家庭問題是否得到解決，是否適合孩子生活等。

　　“既沒有監督機制也沒有后續的評估機制，孩子就被簡單地送回了家”，韓晶晶說，這種表面的救助很簡單，但如何真正解決回歸家庭問題，其實很難。

　　變更監護權之爭

　　“救助站對流浪未成年人只具有臨時監護人的職能”，監護權本身并未發生轉移。

　　冷軍直言，作為流浪兒童保護中心的主任及救助站站長，其實自己對送流浪兒童回家這個活動并不贊同，然而現實情況也讓他深表無奈。

　　冷軍說，有相當一部分流浪兒童都不適合被送回家，但受政策限制，送回家庭卻是第一選擇，原因就是流浪兒童父母具有對孩子的監護權。

　　冷軍解釋，“救助站對流浪未成年人只具有臨時監護人的職能”，監護權本身并未發生轉移。

　　2011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和改進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工作的意見》中規定，流出地救助保護機構要對流浪未成年人的家庭監護情況進行調查評估：對確無監護能力的，由救助保護機構協助監護人及時委托其他人員代為監護；對拒不履行監護責任、經反復教育不改的，由救助保護機構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撤銷其監護人資格，依法另行指定監護人。

　　但全國迄今為止，并無這樣的案例。冷軍說，如果救助站成為訴訟主體，會帶來兩種質疑，一方面是外界認為救助站希望借變更監護權，收留更多的孩子，從中收取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救助站屬于民政系統下設的臨時救助機構，在公眾眼中，如果對失職監護人進行起訴，事實上是種“官”告“民”的行為，并非那么容易被理解。

　　即使申請變更監護人成功，這些孩子的監護權最終歸誰？

　　冷軍說，變更監護權之后，誰去接收這些孩子，相應的救助措施也并不完備，所以變更監護人并不容易實現。

　　現有規定難防源頭問題

　　流浪兒童離家出走之前的預防，對于問題家庭早期的支持、干預等方面，現有資源并未起到很好的作用。

　　據民政部統計,國家在“十一五”規劃中,投資了11.2億元用于流浪兒童救助保護設施新建、改造。

　　韓晶晶表示，資源更多地被用于對流浪未成年人的事后救助。

　　2011年出臺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和改進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工作的意見》提出，預防未成年人流浪是家庭、學校、政府和社會的共同責任，做好源頭預防是解決未成年人流浪問題的治本之策。

　　但在流浪兒童離家出走之前的預防，對于問題家庭早期的支持、干預等方面，這些資源并未起到很好的作用。

　　“現有的規定出了，但誰去落實，由誰監督？”韓晶晶說，大量的資源投入與流浪兒童需求之間出現了斷層，是造成現在流浪兒童救助困局的根源。

　　中國公益研究院執行副院長高華俊表示，現階段國家未設立專門針對兒童福利的管理機構，也并未針對兒童保護進行立法，最快解決流浪兒童困境問題的方式即是引入社會服務。

　　韓晶晶對此表示贊同。

　　王宇到了北京以后，又回到了石清華的光愛學校中繼續學習，他的理想是希望自己在有一技之長以后，有了自己的身份證以后，可以去應征一份合適的工作，自食其力，他想過正常的生活，從此告別流浪。

　　他正在向著他的理想一步步努力，但與他情況類似的流浪兒童有的仍在路上四處為生存奔波，有的仍在被救助站遣散回家的路上，對于這種未知的未來，流浪兒童們的路究竟在哪里？記者侯雪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