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地方社科院院長座談會，30個省級社科院和部分城市社科院都派來了主要負責人。座談會邀請了社科領域的“龍頭老大”中國社科院來介紹創新經驗，但主要是借機學習如何“找錢、找項目”。

　　“國家院(中國社科院)的經驗對我們非常重要。即使不開這個會，各地也會到國家院去問，科研是怎么開展的，科研經費是怎樣拿到的。”某省社科院負責人表示，自己最主要的工作任務就是“找錢、找項目”。

　　這背后，是地方社科院深深的危機感。

　　致力于咨政建言、研究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省級社科院，發現自己慢慢被擠到了(或依然處在)省委、政府智庫群的外圍，日益邊緣化。

　　最外圍官方智庫的尷尬

　　“講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

　　中國大陸31個省份，除海南外，都設立了省級社科院，是直屬省委、省政府的正廳級事業單位。海南省在建省辦特區過程中遵循“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并未設立社科院。

　　對于所有省級社科院來說，2004年中央3號文件《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帶來了機遇性的轉型。

　　在那之前，省級社科院長期以開展基礎理論研究為主，如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學、世界史、社會史、宗教學等等，是一個類似大學的“象牙塔”。3號文件提出，地方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應主要圍繞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開展應用對策研究，有條件的可開展有地方特色和區域優勢的基礎理論研究。

　　之后，各省級社科院都逐漸把定位轉到省委、政府的思想庫、智囊團，為政府公共決策的制定和執行提供支撐和服務。

　　但接近地方權力中心的路其實走得頗為艱難。某省社科院的前任院長將地方黨委、政府的智庫排了個層次：第一層次是黨委、政府的兩個政策研究室，第二層次是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第三層次是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大多數省份設立)，第四層次是社會科學聯合會，第五層次才是地方社科院、科研機構和高校。

　　正因為處在官方智庫的外圍，不少社科院感覺到越來越強烈的生存危機。

　　作為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社科院的生存和發展很大程度上系于地方財政。6月底的全國地方社科院院長座談會上，一些院長就對記者坦言，地方社科院的科研經費仍擺脫不了“化緣”的境地，更何況“這任領導答應給的金額，到了下一任領導又變了”。“我們國家，特別是地方黨委、政府對社會科學的科學性認識不到位，講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

　　“要地方財政拿出更多資金，來支持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是很艱難的。因為它不像知識創新、技術創新，不可能‘刀下見菜’。而根據現在的評價制度，地方官員希望在任期里迅速做出成績。”陜西省社科院院長任宗哲對記者說。

　　盡管各省級社科院開始主動服務地方黨政機構，但大多并沒有被真正納入決策咨詢體系。比如上海社科院就直接參與市里“十二五”規劃和一些重大戰略的制定，但更多的社科院仍然為自己的“邊緣化”而苦惱。地方領導層在決策過程中較少主動與社科院溝通，社科院的研究課題往往是通過各種方式爭取、“請示”來的。

　　“現在政府內部有各類研究機構，他們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信息比較靈，省長書記出國下鄉都帶著他們，他們有接觸社會的機會和條件，掌握大量的內部材料，研究成果也容易超過社科院。他們跟領導的關系也好，經費也有保障。社科院現在的境況是很危險的，逐漸被邊緣化。”遼寧省社科院院長鮑振東說。

　　有的院長甚至自嘲社科院是“養老機構”，到社科院當院長等于“退了休享受正廳級待遇”。

　　“我從地級市市委副書記任上調到社科院當院長，從副廳級升到正廳級了，但老百姓不知道咋回事，不少人跑到我岳母家里去問，說你姑爺犯什么錯了，給弄到社科院當院長去了。”一位院長無奈地說。

　　據了解，在一些省級社科院，生存境況似乎陷入了一種不良循環——為了爭取領導的重視和經費支持，于是重點研究黨政領導的喜好和思想，做官樣文章，領導提出個政策，去解讀它的合理性，給領導唱贊歌。“××領導提出了……為……進一步指明了方向，我們要按照××領導提出的要求，堅持以……為核心，扎實推進……”這樣的表述常常成為某些科研人員研究成果的主體。但是溫順的“拍馬屁者”往往更讓領導覺得沒有存在價值，科研經費的上漲更加無望。

　　院長的主要工作是“找錢、找項目”

　　同為談創新，國家院是有錢之后琢磨怎么花錢，地方院是琢磨怎么把錢拿到手。

　　今年的全國地方社科院院長座談會上，中國社科院受邀為大家介紹該院于2011年啟動的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包括人事、科研、經費配置等方面的創新。

　　“國家院(指中國社科院)和地方院創新是兩種思路：國家院談創新，是有了錢之后琢磨怎么花錢；我們地方院是琢磨怎么把錢拿到手。”多省社科院院長對記者表達了這樣的想法。據他們透露，中國社科院的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從國家得到了10多億元的科研經費支持。

　　據了解，省級社科院從各地財政廳獲得的經費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人員工資全額撥款；二是科研課題經費，數額各地差異很大。

　　“說起來是人員工資全額撥款，但參照系是當地平均工資水平。社科院是高職稱人才聚集的地方，廣東社科院每年這一塊的缺口有20%多，要自己通過其他方式，比如通過‘橫向課題’(‘縱向課題’指領導布置的課題，‘橫向課題’指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委托研究的課題)掙錢來補足。”廣東社科院副院長王珺說。

　　但在科研課題經費這一塊，廣東社科院的情況足以令很多兄弟單位艷羨。“每年課題經費有六七千萬元，70%~80%來自廣東省委、省政府以及地市政府。平均一個課題有三五十萬元。廣東對決策咨詢的需求還是很大的。”王珺透露。

　　青海省社科院號稱“全國最小的社科院”，在省級社科院中經費最少，每年130萬元；編制最少，只有90人，其中科研人員不到50人。院長趙宗福卻對記者表示，“我們的日子過得挺好”。“青海處在西部欠發達地區，在我上任之時，我就跟省里領導說，盡管我單位很窮，但決不為難省里，要像一個有本事的兒子，到外面去掙錢。”趙宗福說。

　　趙宗福“掙錢”的秘訣之一，是爭取國家社科基金。“2013年，我們申報11項，有7項獲批，立項率63%，遠超全國平均30%的立項率。從2009年至今，我們一共獲得48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基本實現了人人都主持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這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趙宗福說，每年省財政撥款的130萬元科研經費，遠遠不足，通過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獲得了六七百萬經費，這是最淺顯的動力。

　　不是所有的省級社科院都如此幸運。

　　“2003年我才去遼寧社科院，科研經費一年才60多萬元，全院有200多人，如果平均到每個人頭上，連下一次鄉調研都不夠。后來陸續漲到500萬元，不再漲了。500萬元除去學術交流、接待、辦刊物，實際用作科研經費的只有300多萬元，一般一個課題1萬元，大的課題也就2萬多。”鮑振東很無奈，一兩萬元做一個課題，想出很好的成果確實困難。而且，經濟在發展，科研經費不增長，實際就等于連年降低。

　　事實上，早在2004年的全國社科院院長聯席會議上，與會者就提出，東、中、西部地方政府對社科院的財政撥款應人均分別不低于10萬元、6萬元和4萬元，且每年遞增幅度不低于當地財政收入增長。

　　據記者了解，近年來，不少省級社科院的科研經費都沒有獲得增長。

　　新定位：

　　比領導的考慮“快半步”

　　迎合領導，不是鞏固陣地，而是放棄陣地。

　　缺乏充足的物質保障，特別是研究經費不足，這已成為制約省級社科院順利實現向新型智庫轉型的瓶頸。“但你給地方都沒有做貢獻，憑什么給你錢呢？各省社科院應該在做貢獻中求發展。”任宗哲說。這也就是社科界常說“有為才能有位(位子、地位)”。

　　社科院要在地方決策咨詢體系中獲得應有的地位，在地方黨政智庫的“五個層次”中脫穎而出，就必須找準自己的定位，建立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高校是在做知識創新，就像打井，越打越深；黨委、政府的政策研究室，處在工作一線，要針對當下領導關心的問題，提出現狀分析和對策。社科院應當在這兩者之間找平衡點，利用自身基礎理論功底扎實，對省情、市情了解深入的優勢，致力于提供本地區中長期的發展戰略。各地方院應當分析自己所處的發展階段，找自己有所作為的發展空間。”任宗哲如此理解地方社科院的定位。中長期、戰略性、應用性，比領導干部的考慮“快半步”，基本已成為各地社科院研究方向的一種共識。

　　但在實際中，不少社科院的研究不僅沒能“快半步”，反而是跟在領導干部后面走，參謀與咨詢的功能無從談起。由于是官辦體制，很多時候社科院更多的是在解讀路線方針政策上下工夫，真正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常常得不到重視。“這樣的做法也迫于無奈，比如說，我們所研究的問題，給省委、省政府決策多提一些意見，特別是多提一些不同的意見，恰恰就容易惹人家不高興，撥下來的錢更少。”某省級社科院院長說。

　　“上面領導提出了一個什么思路，想辦法去把它說圓了，任務就完成了，領導也高興。但是從長遠來看，這種做法沒有理論積淀，沒有文化積淀，不利于社科院的長遠發展。”在趙宗福看來，地方社科院應該致力于把研究成果轉化成黨委政府的意見，高質量地為地方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服務，而不是做低層次的官樣文章。

　　“社科院現在地位已經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了，長期養了那么多的懶人、庸人，隊伍人數不少，文章沒少發，材料沒少報，有用的不多，這是不行的。”鮑振東說，作為地方社科院來說，的確應當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增強作為馬克思主義堅強陣地的意識，但不是說要迎合地方黨委、政府，迎合某個領導，“那恰恰不是鞏固陣地，而是放棄陣地。”

　　最大的對手：

　　麥肯錫這樣的國際智庫

　　要打造成一支省委、省政府“想得起、用得上的快速反應部隊”。

　　“我們的‘客戶’，越來越挑剔，越來越難應付。廣東省委、政府的領導，博士畢業的很多，素質都很高，你要能幫助他分擔一些問題，給他對策性的思考，他才覺得你有價值。他對研究報告既要求快，又要求系統，而且還要求實。”經濟學出身的王珺喜歡把省委、省政府稱為自己的“客戶”。而他希望用訂單導向、打包結算的方式破解科研經費短缺的難題，走出一條地方社科院發展的新路。

　　“今年4月，我報了25個題，讓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去勾選，其中23個題都被勾了，我們計劃用三個月到半年把他們勾選的課題做完。”這就是王珺所說的廣東社科院研究課題的“訂單導向”。

　　正如他所說，廣東對于決策咨詢的需求是旺盛的，但同其他省級社科院面臨的困境一樣，給省委省政府做的這些課題常常是“免費的午餐”——每年下撥了人員經費和一定的科研經費后，省財政往往不會為某個或某一批課題再撥經費。

　　“一個課題三五十萬元，你讓省長、書記一個個來批，他不是這樣的角色，太小家子氣。今年我要打開局面，如果領導覺得我們今年的課題做得很好，明年我再提交課題的時候，就打算提出費用了，一攬子跟主管領導談，打包結算。”王珺直言，“社科界常說‘有為才能有位’，但我說，‘有為才能有錢’。”

　　雖然每年六七千萬元的科研經費已經令兄弟單位艷羨，但王珺也有自己的壓力。在經濟發達、對決策咨詢有高需求的廣東，“我們現在競爭中最大的壓力，就是麥肯錫、蘭德這樣的國際智庫。它們已經給廣東做了不少項目。比如，蘭德公司就給廣州知識城做了創新體系研究。”王珺說。

　　面對外部的競爭，首先要調動內部的力量。王珺想把廣東社科院打造成一支省委、省政府“想得起、用得上的快速反應部隊”，“沒有好的待遇根本就沒戲”。

　　首先應是分配機制改革

　　吃“大鍋飯”，是阻礙科研人員積極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社科院要想活得更好，人事制度、課題管理、評價機制、分配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勢在必行。但不少省級社科院卻坦陳“改革乏力”。

　　首先，由于沿襲計劃經濟體制下黨政機關模式，在人事、經費管理上實行統包統配，干部能上不能下，專業技術職務易聘難解，干好干壞差別不大甚至一個樣，所以在社科院內部沒有競爭意識；其次，真要參與競爭，也沒有競爭力。

　　鮑振東給記者講了他在遼寧社科院搞人事改革的經歷。“2006年，我們實行競技上崗，結果下去了幾個處長，有的就到處告狀，弄得我很被動。書記、省長一見我就問，你們咋整的，上訪的這么多。在社科院，改革沒有形成氣候，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人員沒有危機感，讓一部分人利益受損的改革難以推動。如果沒有強大的外部壓力，沒有外部的監督機制、倒逼機制，社科院不會改革自身。”

　　不想參與競爭，背后原因是沒有競爭力。一些院長自嘲地方社科院是養懶人、庸人的地方。研究人員習慣在網上做文章，抄來貼去，拿不出實實在在、能夠回答時代問題的成果。

　　什么才是評價社科院工作好壞的尺度？“地方社科院之間，常常是競爭房子有多大、人有多少、在科學期刊發表多少文章、領導有多少批示、財政撥多少錢……這種競爭沒有實際推動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發展，只是表面的風光，也是泡沫。”鮑振東說。

　　不少院長都認為，地方社科院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地推動，各級黨委、政府對社科院有定位和制度安排，同時還需要創造改革的良好氛圍。首先需要改革的可能是分配機制。

　　據介紹，在大多數地方社科院，科研人員除了領財政下發的工資外，不得再從課題經費中提取報酬，課題經費只能用于差旅經費、調研經費等實際支出。也就是說，科研人員從課題中得不到經濟報酬，這就是所謂的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吃“大鍋飯”，這是阻礙科研人員積極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中國社科院開展的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中，就將“報償制度”作為一個重要的改革與創新點——將科研人員智力勞動的成本支出作為科研經費支出的重要一部分，從根本上杜絕“虛假報銷”。

　　“在我們院，科研人員希望找發票虛假報銷，從科研經費中獲得一部分變相的收入，而財務人員嚴格執行財務規則，雙方老是有矛盾。有一個人拿了7萬多元的汽油費發票來報銷，財務人員一算，7萬多元如果買成汽油，可以開車繞地球兩圈！各省社科院如果都查就是重大的經濟問題，不是只有少數人這么做。這是分配制度造成的。”一位地方社科院內部人士對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