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中國空軍公墓調查

　　一座75年歷史的抗日烈士公墓，隨著時代更迭而遭遇建之盛、毀之痛、名之累，最終傷痕累累

　　這是一片寂寥而荒涼的所在。

　　松樹林中，一排排整齊的墳墓，每排三四座到二十多座不等。沒有墓碑、沒有鮮花，只有樹木、枯枝和雜草。草木累積形成的黑色地面，踩上去松軟綿滑，潮濕處還長出了一朵朵乳白色的菌子——這便是昆明市東郊長春山上，中國空軍墓地遷葬地的模樣。

　　因墓地未遷葬前曾安葬過犧牲的美國飛虎隊飛行員，因此被周邊村民稱為“飛虎公墓”。2013年8月中旬，一篇名為《昆明飛虎隊公墓500英烈遺骨橫陳6年無人管》的新聞傳遍網絡。記者親見，有棺木被挖開，隨意丟棄一旁。時值日本無條件投降68周年紀念日，在戰爭中為民族獻身的將士卻如此凄涼，一時間，輿論嘩然。

　　8月17日《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上山時，墳墓已被當地民政部門重新掩埋。沒有了暴露在外的骨骸或棺蓋，只有深紅色、黃色新土覆蓋于墳堆之上。

　　從昆明市區開車到達經濟開發區大石壩村，穿過兩所民房間的一段長坡路，駛進坑洼不平的山路，約1公里后才能到達這座人跡罕至的長春山頭。云南省飛虎隊研究會立起的紀念碑，是唯一的識別標志。

　　問起這座公墓，年輕人都茫然搖頭不知所蹤；只有60歲以上的老人，才能拼接出模糊的記憶。尋訪時，一位老人驚訝于記者的問話，“這地方，現在真還有人管啊？”

　　烈士歸土

　　二戰時，美國陣亡飛行員約翰·布萊克本的母親收到了一封來自中國的信。信是飛虎隊隊長陳納德將軍親筆寫的，信中說，她的兒子在1942年4月28日駕駛飛機進行射擊訓練時突然墜入湖里，遺體在幾星期后被打撈出水。

　　“他被埋葬在昆明附近8公里的中國空軍墓地，他的墳墓是第10號。他的葬禮是按照基督教和軍人榮譽的形式進行的。”陳納德在信中說。

　　墓地的英文原名是“The Pilots' Cemetery for Chinese Government”，即“中國政府的飛行員墓地”；而昆明附近8公里，正是位于昆明東郊的阿拉鄉小麻苴村。

　　小麻苴村村民楊鈞生于1935年，從記事起，他就知道父親在看管一個公墓。小麻苴村后山據說風水極好，滇系首領唐繼堯夫人的墓地也在此處，曾由楊鈞的爺爺負責看管。

　　1938年9月28日，日軍第一次轟炸昆明。沒有駐扎中國空軍的昆明，由從杭州遷來的中央空軍軍官學校出動應戰，犧牲者被安葬在小麻苴村，稱為“空軍烈士墓”。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美國志愿隊即飛虎隊對日作戰。因屬于中國空軍，犧牲飛行員也有一些葬于小麻苴村。

　　楊鈞常跟著父親去墓地玩耍，“都是孩子，根本不知道害怕”。公墓在村里龍樹庵后，四周挖了深溝，種著碗口粗的柏楊樹。墓地坐西朝東，東邊入口處豎著兩座木牌坊，沙石路兩邊安葬著一排排的空軍烈士。再往里，兩旁各有一條長花壇，最后是一幢青瓦平房，那是由蔣中正題名的忠烈祠。

　　忠烈祠里擺著長條供桌，上有木板臺階放置靈牌。楊鈞父親的工作是擦拭靈牌、拔除墓旁雜草；長大后，楊鈞還在墓地入口兩側的空地上開荒，種些苞谷麥子。

　　國民黨將領許義浚的義子、附近村民郭師堯讀小學時，曾被老師領來拜謁。那是1940年，已有約40座墓冢，墓前立有一人高的石碑，頂部由兩塊長短相差兩尺的塊狀石重疊成，外表被水泥沙漿粉成灰白色，高出地面半米多。

　　烈士犧牲后，棺木被存放在龍樹庵里，每年在9月28日紀念日集中埋葬。穿著馬靴的軍樂隊陣仗很大，“嘀嘀-嘀嘀-嘀-嘀，噠噠噠—”78歲的楊鈞隨口哼出，滿是皺紋的臉上露出笑容來。他如今住在小麻苴村新開發的小高層里，幾十年來第一次向媒體回憶往事，與他合住的孫子上初中了，也才知道他有過這樣一段經歷。

　　空軍公墓建立后，昆明地區負責機場管理維護的地勤部隊，有因公殉職的航空站人員也被葬入公墓。此時，昆明幾個機場的航空站，都隸屬于中國空軍第五路，昆明市文史研究會副會長卜保怡因此考證，空軍烈士墓安葬的烈士，包括中央空軍軍官學校、中國空軍第五路航空站和美國志愿隊三個部分。

　　不過，地勤人員下葬時沒有軍樂隊，墓冢也是中國傳統的拱起樣式，被統一安葬在忠烈祠的北邊。

　　約翰·布萊克本則被安葬在忠烈祠的南邊，沒有與中國飛行員安葬在一處。墓碑上刻著英文，除此之外與中國飛行員墓碑沒什么不同。與四五百人的中國飛行員、地勤相比，這里安葬的美國飛行員并不多，楊鈞記得約有三四十人；另一位村民李文華回憶，最多不超過百人。

　　一位名叫斯科特的美國飛虎隊員在《上帝是我的副駕駛》一書中有過對這塊墓地的描述：“墓地在一個佛教的小寺廟旁邊，美國人把這個寺廟視為一個教堂。葬禮是最令人悲哀的時刻，由隨軍牧師主持追悼會、念悼文，把蓋著國旗的棺木放入云南的紅土地里?此時一隊飛機飛過墓地上空，低沉的馬達聲向他們致敬。”

　　最初，墓地管理非常嚴格，不許進去放牛，祠堂也常年上鎖。因善待空軍公墓和唐夫人墓，小麻苴村民曾獲得優惠待遇，每年村民代表只象征性地拎一提籃銅錢到五華山省政府，就算是交了稅。

　　但漸漸地，最接近龍樹庵的壕溝被填起一處，村民隨意進出，一些大膽的孩子在祠堂里找到新樂趣：將牌位取下，排列在地上玩多米諾骨牌的游戲。

　　1948年前后，美國軍人的棺木在一天之內被運走，空墳旁被插上一面美國國旗。1949年后，楊鈞的父親再也不用每月去巫家壩飛機場領工資了。

　　遷移、破壞與發現

　　1949年后，這片墓地被劃歸中國空軍。1953年，部隊要在此處建個庫房，于是，一架牛車拉著一個棺木和一座墓碑，向東一直走了約4公里，到達了長春山上，沿著幾年前戰時挖的壕溝，建立了一處新的墓地。

　　牌坊和忠烈祠沒有運走，就地拆毀。

　　1958年大躍進時，昆明農村開始大興水利。長春山下大麻苴村修水庫缺石料，不知道是誰出的主意，不是有幾百口墓碑嗎？于是，牛車再次出動。

　　一位村民告訴云南省飛虎隊研究會學者陳秀峰，這些牛車曾在戰時運送軍需，兩個輪子配的都是美制十輪大卡淘汰下來的輪胎。到了1958年，還是這些牛車，轉而把當年與他們共同戰斗的烈士們的墓碑運去修水庫。

　　“當時的想法就是，國民黨的東西嘛，誰都可以動。”楊鈞說。

　　沒有墓碑，沒人祭奠，空軍公墓從此被遺忘，在一片荒林中漸漸破敗。

　　2007年，云南省飛虎隊研究會會長孫官生得到了一本名為《鋁跡》的英文書，作者是一位美國女性，名叫奎恩，她的丈夫在駝峰航線上犧牲。奎恩在書中寫道：2名美國飛行員犧牲后，“墓地的位置就在‘昆明美軍飛機場東北1英里處’”。

　　孫官生和朋友們幾經輾轉，終于發現了長春山墓地。景象觸目驚心，公墓遺址處是一片茂密的松樹林，但墓坑很難辨認，棺木塌陷，有白骨裸露在外。

　　之后，昆明市博物館館長田健曾專門上山考查，發現有二三十座被挖開的棺木，連成一片，明顯有盜墓痕跡，“我個人推測，這片墓地是連片被挖的，可能盜墓賊發現沒有什么值錢的東西，剩下的就沒有動了。”

　　他向當地村民打聽，有村民說是上世紀80年代盜墓成風時，四處流竄的盜墓賊所為；還有村民聽說被盜后上來查看，曾見到一頂軍帽。

　　墓碑也被陳秀峰等人在茶葉地水庫尋訪到。水庫左側的峭壁上有24級臺階，一看便是碑座石條砌成；臺階旁，一條引水用的出水槽裸露在外，高10多米，每塊蓋在水槽上的墓碑都被人工鑿出了一個個碗大的進水洞，有的字跡還模糊可辨。

　　最終，他們挖出了15塊墓碑，完整的僅8塊。碑頂都刻有一幅展翅長空的空軍徽記，歐陽富、周綏鼎、陳文灼、梁紹剛、徐乾三、謝揚武?一個個被塵封的名字顯露。

　　陳秀峰說，他本想繼續挖碑，聽說大麻苴村的一些涵洞和路基下還有，于是與一位村領導商量，以100元一塊的價格征購，沒想到這位村領導仿佛看到了甜頭：“100塊？少了！1000塊吧。”尋碑義舉因此中止。

　　時間到了2013年，公墓所在的兩個村子都變了模樣。小麻苴村正處于城中村改造進程中，龍樹庵前都是成片的工地；大麻苴村新建了不少工廠，村里車輛轟鳴、塵土飛揚。《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尋訪時被告知，那個曾找到墓碑的水庫也在轟轟烈烈的征地運動中被填平了。

　　　“飛虎”“國軍”之爭

　　2008年，云南飛虎隊研究會在長春山公墓前立了一塊碑，正面刻著“昆明飛虎公墓”。背面碑文稱，“原稱昆明空軍公墓，后因國人譽之空中飛虎，公墓亦隨之稱飛虎公墓?”

　　因為這塊碑，二戰學者戈舒亞幾乎與云南飛虎隊研究會決裂。戈舒亞堅持認為，嚴格意義上，“飛虎隊”特指中國空軍美國志愿大隊，1941年底成立至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止。如果更寬泛一些，也只能包括后來同樣由陳納德指揮、使用飛虎隊徽的美國空軍特遣隊和第十四航空隊。

　　“百分之百沒有‘飛虎隊墓地’這一說”，戈舒亞說。一個事實是，自從1942年美國正式參戰后，便在昆明另一處名叫羊甫頭的地方正式建立了美軍墓地。1998年，這片墓地被云南考古隊發現，墓坑中沒有骨骸，只有編號牌、降落傘、軍毯等物品，據推測曾下葬約960名犧牲美軍，尸骨之后被美方取出全部運回美國。

　　戈舒亞認為，在正式建立美軍墓地后，飛虎隊不可能再將犧牲者安葬在小麻苴村，因此，在已葬的飛虎隊員被運走，墓地遷葬至長春山后，也不應再稱為“飛虎公墓”。

　　2008年底，云南飛虎隊研究會向省里提出，在恢復“昆明飛虎公墓”的同時開發長春山，建立經營性公墓，民政部門討論后認為，“不宜將陣亡將士的忠骨與經營性墓地放在一起”，就此駁回。

　　雙方爭論更加激烈。一方批評另一方傍上飛虎隊的名聲炒作，另一方則認為對方“思想僵化”——在老百姓心中，“飛虎隊”早已成為所有來華作戰的美國飛行員統稱；甚至，中國飛行員也被稱為“中國飛虎”。

　　“我們在頌揚美國飛虎隊功績時，為什么要以埋沒中國空軍的功績作為代價呢？想想都覺得太不公平了！”每每說到激動處，戈舒亞便不自覺地提高音量。

　　埋葬者究竟是“飛虎隊”還是“中國空軍”，直接關系到其命名。雖未見于公開報道，但記者了解到，昆明市不同部門也在搖擺。2010年前后，昆明市外辦曾主持召開專家會議，將長春山公墓確定為“昆明中國空軍公墓遷葬地”；2010年8月底，云南省民政廳則發文定名為“昆明飛虎陣亡將士陵園”。

　　然而，無論是應該命名為“飛虎公墓”或“中國空軍墓地”，自2007年被重新發現后，長春山墓地的狀況與初被發現時相差無幾，沒有得到任何改善。

　　3年前，昆明市經濟開發區民政局局長劉偉萍曾對媒體表示，這是由于公墓位于滇池周邊，屬嚴禁建造永久性建筑的昆明市規劃禁建區，欲納入正規管理，需由民政部門協調，解決規劃審批和林地權屬問題。

　　2013年8月19日，昆明市民政局局長張正明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解釋，可能是由于經濟開發區不斷擴大規模，涉及到管轄區域規劃變更、管理權移交等問題，因此還沒有較大進展。

　　事實上，該墓地7年來沒有改觀，表面上是名稱之爭或林地權屬問題，實際則可能是性質之爭。包括楊鈞在內的多位村民向記者回憶，這塊墓地并非只在1945年前使用，抗日勝利后，國民黨仍在使用；一位民政工作人員也私下向《中國新聞周刊》抱怨，“既然是1949年前的國民黨空軍公墓，就不應該由民政部門管，應該負責的是統戰部門。”因此，有學者認為，長春山墓地未來盡管可能會參照烈士陵園標準由政府投入，但它應該不會被稱為“烈士陵園”。

　　昆明市民政局長張正明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了這一點。他說，如無異議，長春山墓地未來將會被命名為“昆明中國空軍抗日陣亡將士陵園”。

　　2013年8月17日，關愛抗戰老兵基金管委會委員李明暉、志愿者武思琪，帶著相機、白紙和測繪尺上了長春山。他們計劃，在政府有所行動之前，發動專家和志愿者，開始推動墓地修復的志愿活動。

　　無以祭奠，他們摘下松樹青枝，插在墳頭之上——60年來，在這片無人踏足的黃土坡上，松樹大概是唯一陪伴這500位抗日將士亡靈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