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曹操家族的DNA，是屬于學術中“學”的內容。網友們所說的提高生產力，是屬于“術”的部分。近代思想家梁啟超曾在《飲冰室書話》的“學與術”一篇中，對“學”與“術”進行過這樣的描述——“則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其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則沉，投以木則浮。觀察此事實，以證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學也；應用此真理以駕駛船舶，則航海術也。”“學”與“術”，分屬于學術研究的不同層面，不應該厚此薄彼。可以肯定地說，一個只專注于“術”而忽略于“學”的學術研究環境，是極不健康的。

　　研究曹操的DNA，的確不能直接提高生產力并轉化成勞動成果造福于人類?？墒牵@不代表這種研究是不靠譜的，是燒錢的。一個起碼的證明就是，“基因考古學”早已經在西方被廣泛應用，我們卻還在為“真假曹操墓”而爭論的面紅耳赤、不可開交。筆者注意到，當曹操墓被發現之始，許多網友就是力主引入DNA研究來進行考古并確定墓主人身份的，可是，當真正的DNA考古來到我們面前，我們又為何還要質疑驗DNA之舉是在燒錢？

　　“真假曹操墓”的問題，先放在一邊。更大的學術意義在于對所有的文學、史學知識進行最大程度上的真實還原。研究“曹操家族和夏侯家族的關系”這一學術課題，除了對文史常識有糾正作用，之于坊間的歷史傳說和當下的后宮劇創作，也有很大的創新價值。

　　用DNA研究歷史，是屬于學術研究中“去偽存真”的重要內容。DNA不會說謊，只有歷史記載和文學創作會說謊。這種觀點，在歐美國家，被稱作“新歷史主義”，即我們應該對歷史記載進行適當的文學批判。持有類似觀點的人，在我國被稱作是“古史辨派”，最著名的代表人員當屬顧頡剛和錢玄同，其中，顧頡剛提出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他認為，“時代愈后，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要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顯然，引入基因研究這等自然科學方法，是一種必要和必須。引入新方法新技術研究歷史人物，試圖通過追蹤溯源來印證或糾正歷史事實，不失為一種有益的科學探索。然而，科學研究在學術探討范疇可以馳騁想象，一到求證階段則務必嚴謹，對外下結論更要慎之又慎。特別是像曹操這樣家喻戶曉的歷史名人，身世一直成謎，學術界內外頗為關注。僅僅通過幾年研究，連曹操墓真假與否都難以斷定，貿貿然得出一個如此顛覆性的結論，并公之于眾，未免太過輕率。更何況，DNA鑒定對于史學研究意義如何尚難確定，就言之鑿鑿、大力宣揚，這樣的歷史研究似乎走偏了方向。

　　近些年，除了各種新方法、新技術不斷介入，還有些所謂的新角度、新解讀也備受追捧，一股號稱“還原歷史真相”的風氣盛行一時?；蚓咀∫稽c不及其余，或亂扣帽子亂貼標簽，陡然間，先賢先師、歷史名人形象逆轉，被“還原”得面目全非。不得不說，這樣的“研究”看似豐富了歷史，實質卻有解構歷史之嫌，以戲謔的方式誤導公眾、誤導社會，很可能扭曲、污化我們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追求。

　　對歷史人物的研究要更深入、更豐富，跨學科研究有跨學科的優勢，但作為人文學科，史學研究還是應有所偏重。它不同于自然科學，其研究對象是建立在一定時代背景之上的。我們判斷一個歷史人物的價值，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血統因襲而更注重文化內涵的傳承，不是糾結于生活瑣碎而是宏觀大視野。千百年來，歷史人物被定義，往往是看他在歷史上發揮了多大作用、作出多大貢獻，如何在歷史長河中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以及對于當代有何借鑒意義等等。至于是不是抱養，或者基因構成怎樣，可能更多地還是給歷史添加佐料，為百姓添加茶余飯后的故事而已。

　　尊重每個學科的研究規律，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做研究，帶給社會更可信更豐富的歷史，這是對公眾負責，也才是對歷史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