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在輿論壓力下，曾明確表態拒絕公開的江蘇省人口計生委、廣東省衛計委相繼向社會公布了2012年該省社會撫養費總額。至此，全國已有24個省份公開了去年社會撫養費征收總額，共計超過200億元。不少專家表示，“超生罰款”不能止于公開總額，其具體開支更不能成為“糊涂賬”，公開明細才能防止腐敗滋生。

　　知名導演張藝謀坦承超生認“罰”，河北省邱縣農民艾廣棟因超生“罰不起”服毒身亡……近期接連發生的兩起事件，再次引發公眾對社會撫養費征收的質疑和詬病。

　　社會撫養費的“使用”一直不為人知。直到今年，24個省份才陸續公布去年征繳總額，200億巨款流向及用途依然“說不清，道不明”。記者調查發現，社會撫養費征繳存在標準彈性大、征收人員權力大、層層攤派亂罰款等亂象。

　　 24個省份陸續公布，數百億“明細”仍成謎

　　社會撫養費的巨額資金流向問題，長期以來，征收部門始終不能給出一個合理交待。

　　2000年，社會撫養費首次出現在相關文件中，被定義為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家庭，給予的必要經濟制約”。但在民間，百姓一直習慣俗稱--超生“罰款”。

　　多年來，一度被公眾忽視的社會撫養費，因近期不斷曝出極端事件，被人們所關注，隨即要求各省份公開數額及流向的呼聲此起彼伏。

　　目前，24個省份陸續公開了2012年度社會撫養費征繳總額，總計超過200億元，其余省份仍置民眾呼聲于不顧。

　　曾一度拒絕公布的廣東省，僅是公布了14.56億元的去年征收總額，此外再無其他實質性內容。

　　其他23個省份也與廣東省類似，沒有開支情況和審計報告，更沒公布最終用途。

　　面對質疑，一些省份的計生部門和財政部門表示，“不掌握社會撫養費具體明細”。

　　“相關部門的推諉搪塞體現出管理者失職、缺位現象普遍，巨額社會撫養費的收支失于監管，不僅沒有滿足百姓的知情權，更嚴重損害了政府公信力。”浙江省一位律師說。

　　審計署坦承對社會撫養費的關注度不夠，近年未組織過全面審計，也未能全面掌握這些資金的底數以及相關惠民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

　　審計署隨后公布了甘肅省等9省市下屬的45個縣社會撫養費審計調查結果。

　　結果顯示，幾乎每一個縣都存在社會撫養費被截留、挪用、私分問題。重慶市忠縣、酉陽縣和銅梁縣相關部門將社會撫養費近6800萬元滯留到次年才上繳國庫；酉陽縣龍漂鎮為完成任務，挪用24萬元社會撫養費作為捐款上繳。

　　而部分地區計生部門通過不開收據或者使用普通收據征收社會撫養費和計生罰款，形成“小金庫”，并隨意用于餐費等事項。

　　 “罰”超生，怎一個“亂”字了得

　　一位計生部門的工作人員表示，基層干部征收社會撫養費后私自截留現象普遍。在河北省邱縣發生的“超生悲劇”中，當地政府表示，以前村里向艾廣棟征收的社會撫養費就沒有按程序上繳。

　　--征收標準彈性大，超生“同命不同價”。

　　北京市規定，對違反規定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夫妻，按照市統計部門公布的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的3至10倍征收。記者致電北京部分區縣計生部門詢問具體征收倍數，得到的答復大多為“要根據調查情況而定”。

　　工作人員介紹，具體收多少的權力在區縣，可操作空間極大。山東省東平縣一位農民告訴記者，“家庭好點的就多罰，差點的就少罰。3萬、5萬、10萬都有，說不上啥標準。”

　　而在一些地區，標準不統一，比如在江西，審計的5個縣都按照各自標準征收。

　　--征收人員權力大，罰多罰少可“議價”。

　　記者調查發現，由于各地監管缺失，一些基層計生部門征收人員權力很大。山東濟南一郊區縣農民表示，“二胎一般在7萬塊錢，三胎要20萬，如果有熟人的，15萬也能拿下來。罰款可多可少，一般都能‘講價’。”

　　審計署公布的重慶、陜西、江西等地征收社會撫養費審計調查結果顯示，有的征收單位利用手中特權，“彈性”執法。比如在云南省騰沖縣，分期繳納的首付金額最高的征收2萬元，最少的征收50元。征收數額竟然相差400倍，讓人唏噓。

　　--名目繁多“罰”超生，想盡辦法為創收。

　　近年來，一些縣級政府向基層攤派征收指標，導致執法部門“放水養魚”，對治理“超生”漠視，對“罰款”熱衷。

　　在有些地方，一些不法人員盯上了社會撫養費這塊“肥肉”。浙江省溫州市平陽縣法院近日判決一起案件，計生人員楊某采取不入賬等方式，侵吞社會撫養費7.4萬元。

　　一位計生部門的工作人員介紹，一些地方除了征收社會撫養費，還創新超生罰款項目進行內部創收，被罰者為了給子女落戶只能甘愿受罰。

　　還有多少公共資金在被濫用和侵占？

　　對于社會撫養費再次引發的熱議。國家衛計委回應稱，征收社會撫養費有法可依，但社會撫養費不屬于中央財政收入，也不屬于衛生計生部門收入；社會撫養費的收入沒有對應的支出科目，也不允許與計劃生育支出掛鉤。

　　說白了，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有法可依；但收上來怎么花，卻既非專款專用，更無明確的規定。

　　“一些執法部門的罰款有指標，有分成已是公開的‘秘密’，作為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的相關‘罰款’更是有過之無不及。”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指出，一旦公共權力與部門利益甚至個人利益相掛鉤，“養魚執法”等亂象層出不窮也就不足為奇。

　　對于巨額社會撫養費的用途，有關部門回復“統籌用于本地區各類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支出”。

　　“在社會撫養費征收的過程中，一些地方部門的工作人員打著基本國策的招牌，行謀取部門或個人私利之實。征收‘罰款’時底氣十足，資金去向卻成了一筆‘糊涂賬’。”山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忠武說。

　　廣州市政協委員韓志鵬稱，“要像曬三公那樣，對社會撫養費進行獨立核算，征收、支出明細要見光，接受專項審計。否則，永遠是一筆糊涂賬。”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實施多年，面對群眾關切，類似的“托辭”“回復”一再出現，有的地方和部門要么諱莫如深，要么像擠牙膏一樣避重就輕，如此工作作風顯然與中央要求和群眾的期待差距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