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人的二線城市

　　而在那些迎來越來越多日本人的二線城市，日本人正在形成新的聚集區。

　　從全球范圍看，馬來西亞吉隆坡的日本人增加了120.44%；緊隨其后的就是蘇州，達到46.52%。另外，越南的胡志明市和河內市均增速較高，分別達到28.31%和24.47%。

　　臺北市是減幅最大的城市，達到35.29%；其次是菲律賓的馬尼拉，減少了31.62%；大連位居第三，在那里的日本人減少了20.57%。

　　日本大使館相關人士對此向本刊解釋說，“蘇州等地對日本展開的招商引資工作是比較成功的。從結果來看，這些地方的日本公司和工廠特別多，比如蘇州的制造業比較多。”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中日關系研究中心秘書長、外交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張勇則認為，蘇州離上海比較近，各種日貨如日常用品、食品等在當地隨手都可以買到，生活便利，同時當地的政策比較靈活。這非常適合想要脫離上海大城市壓力的日本人。

　　而且，這些中小城市政治氛圍比較淡，和北京等大城市截然不同。

　　“大連是有歷史淵源的。當年日本侵略東北的時候，把大連作為一個窗口，包括“滿鐵”調查部等都設在大連，此外它還是一個港口城市。”王屏向《瞭望東方周刊》分析說，這種歷史因素導致大連存在許多日本人，但很難對未來產生影響。

　　“二線城市正吸引大批日本人集中居住。”張勇認為，這些城市擁有鮮明的優勢：一方面擁有比較完整的工業園區，如電子、微電子等在日本比較成熟的產業。“雖然這些產業的競爭力在日本國內有所下降，但是對中國來說還是一個可轉移的產業。”另一方面，它們對外企有一些相對優惠的政策，日企選擇在這些城市發展也有運輸成本上的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洛杉磯擁有的日本人最多，但是其中有2.8萬人擁有永久居留權。這樣，從3個月以上的長期居留者數量來看，上海其實是全球第一，達到5.72萬人。杭州、蘇州、無錫以及天津等長期居留者的增長幅度分別在47.85%和20.09%之間。

　　從上一個增長周期2006年至2008年的數據來看，上海的日本人數量穩定地排在洛杉磯和紐約之后。香港當時位置比較靠前，特別是2006年、2007年均在第五的位置，人數最高時期達到2.72萬人。

　　該時間段，北京則在第13位到15位之間，人數最高時為1.2萬余人；蘇州、大連、廣州、深圳等同樣是日本人長期居留較多的城市；山東青島則在前50位之列，人數最多時有3200余人。

　　在更早的2003年時間段，有2.62萬名日本人的香港在全球排第三，上海當時只有1.57萬名日本人而排在第10位，臺北排在第15位有8924名日本人。此外的前50個城市中，中國城市還有北京和大連，分別有7130和2002名日本人居留。當時中國以6.4萬人排在美國、巴西之后。

　　1997年的統計數據中，香港有2.45萬日本人，臺灣有1.36萬日本人；香港在城市排名第五，臺北第13位；上海和北京分別在第23位和25位，人數分別是5161和4827。

　　“我覺得‘機遇論’是越來越多的日本人來中國的一種支撐，這說明人的流動是朝著有更多機會的一方，不管是工作機會還是財富機會。”張勇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本世紀初，日本國內一直在探討中國的發展對日本來說是機遇還是挑戰。最終，大多數人認可了前者，就是中國的發展對日本來說，是機遇而不是挑戰。但仍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在這方面還是存在威脅的。

　　無統計支持的“逃離論”

　　顯然，日本人聚集在中國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和城市。目前，中國包括日本獨資以及合資企業在內的日系企業達到3.2萬多家(包括臺灣地區)，也是擁有日本企業最多的國家。

　　負責海外日本人管理的日本在外公館2013年統計數據顯示，上海總領事館統計上報了有2.11萬家企業，其區域包括上海市、安徽省、浙江省、江蘇省、江西省。

　　日本駐華大使館的統計則只有2367家企業，但包括北京、天津、陜西、山西、甘肅、河南、河北、湖北、湖南、青海、新疆、寧夏、西藏、內蒙古等省區市。

　　在其他領館中，青島總領事館統計有2666家企業，統計區域為山東??；廣州總領事館有2144家企業，統計區域包括廣東、海南、福建、廣西；沈陽總領事館駐大連辦事處有1180家企業；區域包括香港和澳門的香港總領事館統計區域有624家企業；重慶總領事館統計有610家企業，統計區域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沈陽總領事館統計的有366家企業，包括大連之外的東北三省。

　　臺灣地區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統計有888家日系企業，交流協會高雄事務所則統計有253家日系企業。

　　還沒有公開數字顯示，在華日本企業數量下降。同時，從數據和公開消息看，也沒有日本企業進軍中國西部地區的明顯勢頭?？傮w來說，日本企業在中國似乎處在平穩運行期。

　　張勇分析說，現在日本國內越來越‘空心化’了，很多產業、工廠為了方便，改到勞動密集型、產品容易銷售或者有較大市場的地方去設立企業，或者開展一些商業活動，這樣做成本會降低很多，“表面上看，日本國內的產業被掏空了，但是如果從全球化的視野來看，只不過是把產業鏈條放在國外了，其實大部分收入還是會回流到日本。”

　　而從職業劃分來看，在海外的日本人最多的為民間企業人員，包括商社、銀行證券、保險、制造業、運輸業、建筑、林業、不動產等等，占到總數的54%，接下來是留學生、教師以及到國外的研究人員，占比22%。

　　從在中國大陸地區的日本人所從事的職業方面來看，其中11.72萬人為民間企業從業者(包括本人和同居家族人員，下同)，新聞媒體從業人員(包括報紙、雜志、電視、通訊社等)有320余人，自由職業者(包括僧侶，文藝人士，建筑業、服裝業從業人員，美容美發業從業者等)有4000余人。而學生、教師和研究人員有1.18萬余人，政府公務人員有1408人。

　　在張勇看來，就社會發展階段來看，日本是一個成熟的工業化國家，在節能、環保、能源等諸多領域都有大量的技術人員，而中國在這方面還處于“補課”階段，這就給部分日本人提供了來華居留的機會，“在2006年前后，很多媒體就在探討，中國可以從日本吸引這些比較好的熟練工人，為他們提供比較高的待遇。還有一些已經退休了的熟練工人，他們不愿意呆在家里，也可以通過返聘的形式請過來發揮余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