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流失或許只是職業化改革的淺層次原因，其更深的動因在于破除司法內部的行政化，真正將獨立公正審判的權力交還給法官。如果將法官職業化改革的目的僅限于防止法官流失，就大大降低了改革所蘊含的深層價值。

　　在一國的法治大廈中，司法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杰斐遜說過，司法“這一分支將擔負處理沖突的重任，因為他們是理性最后的上訴地點”。司法的公正、權威與尊嚴，一切都來自其審判意志的獨立自主。恰恰在這一點上，中國司法堪稱“內憂外患”：外部體制上人財物受制于地方，為“五斗米”而不得不“折腰”；內部體制上審案的法官往往“說了不算”，法官袍依然敵不過“烏紗帽”。

　　無論是外部體制還是內部體制，弊病的共同癥結就是禁錮了審判意志的自主，司法的人格難以獨立。為此，十八屆三中全會設計了外部去地方化、內部去行政化兩大改革目標，并分別開出了“藥方”。但人們關注較多的是司法體制外部上的獨立，對省級統管等改革動向抱有厚望。與旨在實現“法院獨立”的外部體制改革不同，內部管理體制的去行政化不僅直接影響司法的品質，而且不太涉及司法機關與執政黨、其他國家機關之間的權力配置，無需動大的“手術”便可能獲得良好的改革效應。一旦實現了司法內部的去行政化，司法職業規律的演進，便可進一步帶動整個司法系統在國家中的地位提升，為司法去地方化提供資源。

　　從內部改革視角來看，去行政化的關鍵是在法院內部實現行政管理職能與司法職能相剝離，實現“法官獨立”。每個法官的獨立是審判獨立的最根本的表現。正如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所說：“法律借助法官而降臨塵世”。法官作為司法的首要操作者，如果其行為受到干預和不當制約，審判獨立必然成為空談。在我國，法官獨立的制度建設一直處于空白狀態，法院內部行政化傾向嚴重。今年的最高院工作報告，就將“一些法院管理行政化色彩濃厚，影響了審判質量和效率”列為問題之一。

　　例如，在審判管理方面，判而不審的審委會制度、院庭長批案的慣例、指標主導的績效考核機制，無不體現行政化的特征，共同點是否定了法官判案的意志自主；在人事管理方面，法官的選拔、任用、考核、升遷、獎懲、職級設置，均援用行政化的層級管理制度。正如有的學者指出，這種行政化的選拔任命方式，抽掉了法官獨立的最重要基石，使得法官成為聽命于上級的普通辦事員，加上等級森嚴的晉升獎懲機制，司法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就在這種行政體制下被層層消解。

　　司法公正是建立在法官獨立自主的判斷意志上，保障法官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乃是從人治的司法走向法治的司法必由之路。《司法獨立世界宣言》提出：“法官在做成判斷之過程中，應獨立于其同僚及監督者。任何上級司法機構或任何高級的法官，均無權干涉法官自由地宣誓其判決。”因為司法的屬性決定了，法官的等級只是一種職務層次，不同等級的法官之間不應當存在行政隸屬關系，這樣才能保證每一個法官都有自主的判斷能力，才可能實現“審-判-責”的一致。

　　深圳的改革方案規定，不同等級之間的法官沒有行政隸屬關系，各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失為突破當前法官意志受行政化羈絆的關鍵。但是在管理制度上，如何有效防止院長、庭長對主審法官的干預，如何將各種隱含的行政化藩籬徹底剝離，尤其是學界長期呼吁的改革審委會、取消批案制等，仍然需要足夠可行而有效的制度設計，以真正讓判案的法官心無旁騖、專心致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