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寬城鎮落戶條件，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代表委員們認為，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要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推動城鎮化更注重質量、更加均衡，真正讓農民工從“流動”到“留下”。
“推進城鎮化，千萬不能‘搞運動’、玩形式主義，把農民趕到樓上去。”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化學工程第四建設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德輝說，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遵循規律、順勢而為，不能急于求成、一哄而上。如果為了城鎮化而城鎮化，不切實際地過快推進，必將給城市發展帶來許多負面影響，比如就業壓力、公共資源短缺等問題。
劉德輝建議，城市發展人口和用地要匹配，城市規模要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農民進城了，地就沒了，這就要把他們原來當農民的各類支農補助轉化為城市的公共服務還給他們，讓他們真正‘進得來、住得下，有就業、活得好’。”
新生代農民工希望，進城就業后能融入城市發展
城鎮化不意味著各路人員一窩蜂涌進大城市。在全國人大代表、湖南邦盛凱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國忠看來，新型城鎮化要更加注重發展中小城市、小城鎮。
劉國忠認為，加快小城鎮發展，關鍵是產業支撐，有就業機會就能讓農民工自愿留下。“很多農民工寧愿蝸居在大城市，也不愿意回家鄉發展，一個主要原因是回去找不到合適工作。一些技術工人即使回去了，最后還是流回了大城市。”
“沒有產業支撐，新型城鎮化就是一句空話。”劉國忠建議，中小城鎮必須注重發展二、三產業，積極引進一線城市外遷的企業，創造足夠多的就業機會，讓農民工在家門口就能創業、就業，做到掙錢顧家兩不誤。
“新生代農民工和老一代農民工的訴求不同：老一代農民工是進城就業掙錢后回家發展，新生代農民工希望進城就業后能融入城市發展;老一代農民工要求改善勞動條件，新生代農民工則要求分享城市發展成果。”全國人大代表、湘西民族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吳正有說，要認真分析新型城鎮化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滿足農民工的發展期待，通過產業帶動、制度保障，真正讓農民工共享發展成果。
打破農民工進城門檻，讓他們自由遷徙
蔡繼明，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截至今年，他與全國兩會“結緣”已有18年。蔡繼明告訴封面記者，連任三屆全國政協委員15年里，他提交兩百多份提案，其中土地改革有30份。“當時有人稱我‘土地委員’，或許就是由此而來。”
今年全國兩會，蔡繼明準備了9份建議。“其中，關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的建議，是我最為關注的。”蔡繼明說，推進城鎮化，讓農民工市民化是一條路子。不過，千萬不要指望他們是房產市場“接盤俠”。應從制度改革入手，打破農民工進城門檻，讓他們自由遷徙。同時，改變房產市場游戲規則，對房地產市場的供給側進行結構性改革，降低房價，讓農民工買得起城里的好房。
如何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
蔡繼明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點就是要給予農民工遷徙的自由。”蔡繼明說，農民應該有選擇居住點，選擇居住城市的自由。建議實行城鄉統一的居住登記證制度，允許城鄉之間人口雙向流動，促進城鄉居民就業、居住、旅游、休閑和文化的融合。
第二點是解決就業問題，即加快所有制結構的調整。特別是提高中小企業生存壽命。城市里，吸收就業人口最多的是中小企業。當前，中小企業通過國家簡政放權，現在注冊很方便，每年注冊數量大幅增長。不過，我國中小企業破產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據調查，我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是2.9年，而歐美企業平均壽命年限是12.5年，日本平均壽命是30年。如何在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同時，延長我國中小企業壽命已成為關鍵。“因此，政府不僅要鼓勵大眾創業，而且應該對現有企業怎么維持、延緩，或是拯救它的壽命，制定相關政策，以保證他們取得良性發展。”
“我提出的第三個解決建議是改善和調整人口遷移政策。”蔡繼明說，這里主要是農民進城進入哪些城市，要不要對有些城市加以人口的限制，這就涉及到城市化道路當中，大、中、小城市如何合理布局。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中也明確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
(據湖南日報、華西都市報、鳳凰網等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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