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極不平凡的一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一年,同時也是區域協調發展迎來重大進展的一年。2017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公布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決定。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雄安新區的設立,不僅成為中國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緩解“大城市病”的有力舉措,更為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開創了新局、譜寫了新篇。
航拍雄安新區。
●功能疏解精準落子
相比于中國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位于華北的京津冀地區雖然同樣屬于經濟重鎮,但在區域發展的協調性上卻一直滯后,長期存在“北京吃不了,天津吃不飽,河北吃不著”的問題:一邊是人口不斷涌入造成北京城市生活體驗下降及管理難度提升,另一邊則是河北省很多地區與京津之間存在顯著的發展落差。
解困局需抓根本,落一子而滿盤活。這關鍵的一子,就是雄安新區。雄安新區規劃范圍涉及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3縣及周邊部分區域,地處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區位優勢明顯、交通便捷通暢、生態環境優良、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現有開發程度較低,發展空間充裕,具備高起點高標準開發建設的基本條件。根據規劃,雄安新區先行開發起步區面積約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
在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宏山看來,近些年來,由于中國經濟的崛起,在北京的世界500強公司總部的數量一直在上升,讓北京實際上經濟中心的功能在不斷增加。多重功能的不斷疊加,使得北京市的“大城市病”日益凸顯。楊宏山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規劃有很多,但落地較難,成效一般。在此情況下,設立雄安新區有利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一種定向疏解或集中承接,是破解京津冀協同發展困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路徑。
目前,聚集在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一般性的制造業,區域性的物流基地和批發市場,中心城區過于密集的教育醫療資源,部分行政、事業、服務單位等。這些非首都功能的聚集,嚴重超出北京的承載能力,致使北京出現了嚴重擁堵、人口急劇膨脹、空氣嚴重污染等“癥狀”。此時,積極推動北京非首都功能有計劃、分步驟地向中心城區外轉移和疏解十分必要。在北京周邊,保定、廊坊等地本身規模已經比較大,如果再成立新區,處理老城和新區的關系難度更大。而從國際經驗看,“跳出去建新城”模式也較為適宜治理日益嚴重的大城市病。
“雄安新區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基礎上,還要以建設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范區、開放發展先行區為目標,通過長期不懈努力,建成高端高新產業集群地、創新要素資源集聚地、擴大開放新高地和對外合作新平臺,激發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能,打造京津冀創新驅動發展的新引擎,支撐京津冀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在解讀雄安新區未來發展前景時說。
雄安新區的設立同樣獲得海外關注并點贊。美聯社認為,中國設立雄安新區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助于進一步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彌合首都和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日本《外交學者》雜志網站則報道稱,雄安新區將提供一種全新的城市發展模式,成為一個高科技中心以及智能城市規劃的“實驗室”,公眾對這一“綠色”和“智慧”城市抱有很高期望。德國《每日鏡報》文章則指出,雄安新區可能會像深圳和上海浦東新區那樣,作為探索城市新發展模式的一個范例,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繁榮。未來雄安取得的成功經驗,也可成為西方國家城市升級發展的研究案例。
2017年雄安馬拉松比賽現場。
●區域協調開創新局
千年大計功在長遠,國家大事不囿一隅。
據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介紹,規劃建設雄安新區,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一是重點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可以有效緩解北京大城市病,與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兩翼。二是有利于加快補齊區域發展短板,提升河北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水平,培育形成新的區域增長極,也可以2022年北京冬奧會為契機推進張北地區建設共同形成河北新的兩翼。三是有利于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打造全國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加快構建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
英國《金融時報》分析指出,中國南方的珠三角和長三角你追我趕地站在了經濟發展前列,但中國北方卻沒有這樣的亮點。因為北京沒能像上海、深圳那樣發揮資源釋放作用,反而產生了巨大的虹吸作用。設立雄安新區,核心要義絕不單純在于接納從北京剝離出去的產業,而是要建設出一個以新移民建設力量為主、以高端產業為先的經濟活力帶,進而尋求由這片經濟活力帶促生出京津冀地區甚至更大范圍內的發展活力。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事實上,區域發展不協調不充分,正是這種矛盾的一個重要體現。從深圳特區、浦東新區,再到雄安新區,如果縱觀中國新區發展歷程就不難發現,其有著“從南到北、從沿海到內陸、從先發優勢到后發優勢”轉變的發展路徑。這種變化,恰恰體現了決策者對中國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對應的不同要求開出了有效藥方。
比如,高端產業、新興產業、創新型要素等在北京聚集度非常高,而河北省及周邊地區通常難以吸引這些資源集中流入。設立雄安新區之后,原本聚集在北京的創新及科技成果,將更快地向周邊地區分散,從而實現要素價值自我實現與區域空間發展均衡的有機統一。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陳耀預計,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無人技術、航空航天、機器人等走在國際前沿的新產業,可能會在雄安新區落地。而聚集在北京的教育、醫療、科研等資源也可能疏解到雄安新區。
雄安新區的設立也讓其他地區的觀察者看到了區域協調發展的更多希望。
重慶智庫理事長王佳寧研究員認為,雄安新區是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重大戰略的延伸和載體,是尊重城市建設規律、解決“大城市病”問題的關鍵一招,是創新區域發展路徑、打造新經濟增長極的點睛之筆,必將煥發出轉型發展的強大動力。“黨中央國務院設立雄安新區的決策,令人十分振奮,這是又一個‘春天的故事’。雄安新區必將開啟新一輪改革開放發展的新征程,為建設升級版的美麗中國樹立新的樣板和標桿。”湖南省瀏陽市經開區黨工委書記郭力夫說。
亮相雄安的自動駕駛汽車。資料圖
●科學理念影響深遠
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新時代的中國看雄安。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表示,“特區”“新區”都是具有全局性戰略意義的架設。2017年,中國將雄安新區與深圳經濟特區、浦東新區并列,有著樹立“區位發展榜樣”的考慮。“深圳在珠三角,中國的南部;浦東新區在長三角;雄安新區在京津冀核心位置,是繼珠三角、長三角后的第三步區域戰略。”張燕生認為。
無論是交通規劃,還是區域發展對接,抑或是企業設點入駐……過去幾個月中,雄安新區各項建設工作正在燕趙大地上有序開展。
例如,2017年9月底,北京發布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顯示,北京將全力支持河北雄安新區規劃建設,推動非首都功能和人口向河北雄安新區疏解集聚。具體來看,北京拿出了三大具體措施:一是建立與雄安新區便捷高效的交通聯系,實現與北京本地軌道交通網絡的有效銜接。加強北京新機場、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等國際航空樞紐與河北雄安新區的快速連接。二是支持部分在京行政事業單位、總部企業、金融機構、高等學校、科研院所等向河北雄安新區有序轉移,為轉移搬遷提供便利。三是支持北京市屬學校、醫院到河北雄安新區合作辦學、辦醫聯體,推動在京部分優質公共服務資源向河北雄安新區轉移。
在教育領域,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郵電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體育大學等十余所學校相繼表態積極參與雄安新區建設。
在國企方面,中船重工、中國建筑等數十家中央企業先后拿出支持方案。其中,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明確表示將在新區培育發展未來具有較大增長潛力的高端智能制造裝備、綠色新興產業裝備、金融與投資等新興業務;中鋁集團則表示要率先將擁有的科技成果在雄安新區轉化。
在民企方面,百度公司決定充分發揮自身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無人車、云計算等多個領域的技術與應用優勢,在雄安新區進行智能交通、智能家居、智能教育、智能安防、智能醫療、智能環保、智能支付試點示范。阿里巴巴則打算從經濟發展、社會治理、服務民生三個角度全面參與和助力雄安建設,為雄安裝上“城市大腦”。
在地方層面,河北省圍繞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理念,依法為雄安新區啟動秋冬季合作造林工程,建設平原地區異齡、復層、混交的近自然“千年秀林”工程拉開大幕;天津市則正在努力推動京滬二通道、天津至雄安新區城際鐵路前期工作,積極創造條件早日開工。
根據中央安排,未來建設雄安新區要突出七個方面的重點任務:一是建成國際一流、綠色、現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優美生態環境,構建藍綠交織、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態城市。三是發展高端高新產業,積極吸納和集聚創新要素資源。四是提供優質公共服務,建設優質公共設施,創建城市管理新樣板。五是構建快捷高效交通網,打造綠色交通體系。六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市場活力。七是擴大全方位對外開放,打造擴大開放新高地和對外合作新平臺。
非凡的2017年賦予雄安新區生命,而她所承擔的這些任務,不僅是破解京津冀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關鍵一招,更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的直接體現,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一次偉大的生動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