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房地產，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了兩份統計，上半年房地產開發投資、銷售數據和70大中城市房價變動情況。

　　兩份數據得出一個結論：房地產規模在擴大，房價還在漲。

　　讓人費解的是，這半年樓市調控不僅沒有放松，甚至還在持續加碼，房價為什么能夠頂住壓力，持續上漲？動力何來？

　　在兩份統計數據公布后，又有城市發布新的調控政策。

　　南京土拍取消了現房銷售政策，全面推行競自持面積；西安要求加大土地供給力度，穩定房地產市場預期。

　　不同于以往的限購、限價，兩地調控措施從供給側(租購并舉、土地供應)著力。

　　這幾件事連起來看，我們試圖回答兩個問題：房價上漲有沒有支撐？未來調控舉措是否有變化？

　　房價上漲動力何來？

　　6月份的70城房價變動，漲聲一片。70城中，63城上漲，且漲幅位居近年高位。

　　為何會漲？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衛民看來，部分城市房價漲幅擴大與近期階段性住房需求釋放有關，有些是區域性利好政策，如粵港澳大灣區、海南；有些是地緣因素，如丹東，更多的是因為部分二線和強三線城市供求偏緊，城市庫存處于近年來低點。

　　反映在數據上，海口、三亞、丹東已連續數月位居房價漲幅榜排名前十名。

　　如果調控措施沒有失效，這從側面表明，在階段性住房需求釋放階段，整個市場的運行供給壓力仍然存在。

　　問題是，這種需求夠強勁嗎？能持續嗎？它從哪里來？

　　歷史經驗表明，城市化的進程是過去許多年來房地產市場在需求層面的重要支撐力量。

　　財經專欄作家吳曉波說，“我不是算命的，但2030年有些事情肯定會發生。”其中，就包括中國的城市化走到盡頭。

　　換言之，當前，中國的城市化還沒走到盡頭。

　　在經濟學家周其仁看來，中國的城市化正在進入“下一程”。

　　“上一程”，改革開放后人、財、物大規模流動。但流動也帶來了問題，每年幾十億人次的春運就是一場大考。因此也有一種說法認為，北上廣深之外，中國需要更多的“一線城市”。

　　2018年上半年，中國多地出臺了吸引人才的新政，其中就包括要建設成為國家中心城市的成都、武漢、鄭州和西安。這些城市的房價也應聲而起。

　　周其仁說，城市化的“下一程”很可能是從“擴、擴、擴”變成內源型的、緊湊型的，不能只從尺度看城市，更要從密度看城市。

　　密度包括人口的集聚。《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指出，2016—2020年，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年均轉戶1300萬人以上。

　　劉衛民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采訪時表示，城市化體現出兩個集聚：一是人口的集聚，二是產業的集聚。在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必然帶來住房需求在某個區域的集聚。

　　因此，他認為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具有相當的韌性。“有人擔心，房地產市場調控會造成房地產投資下滑，進而沖擊整個宏觀經濟，從上半年整個市場的表現看，這種擔心可能是過度了。”

　　調控措施發生變化？

　　面臨新問題，舊藥方能否依然奏效？

　　“過去的調控以需求側調控為主，包括限價、限購等等，而下一階段調控更要從供給側、需求側兩方面同時發力。”劉衛民認為，調控的力度不會放松，應該抓住政策的窗口期和機遇期，根據房地產發展的內在規律出臺系列基礎性制度文件。

　　單純的需求側調控(限購、限價、限售等)顯然已經不能解決問題。

　　過去一段時間，限價政策導致部分城市一二手房“倒掛”，甚至一些城市出現搶房現象，如西安、杭州、深圳等地。國是直通車在《整治、限價之后，誰才是調控樓市的利器？》一文中也指出，限價非但不能解決問題，還帶來一些負面效果。

　　“房地產市場監管的重點須前移。”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倪鵬飛撰文指出。

　　他提到，第一，要從調節預案入手完善調控機制，其中包括利用互聯網等技術和工具采集更多房地產大數據信息。目前，統一不動產登記信息管理基礎平臺已實現全國聯網。第二，要將中央對地方房地產市場監管的重點前移到土地市場。第三，將房地產調控的重點進一步聚焦在金融機構。

　　值得注意的是，這并不是住建部門一家的事兒，出讓土地使用權的之前是國土部門，現在是自然資源部；金融政策的制定牽涉到央行；采集更多房地產大數據信息可能還需要工信部門的支持。

　　因此，解決房地產問題，需要綜合考量。

　　倪鵬飛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采訪認為，未來房地產調控還可以進一步完善。除了監管重點前移以外，還要能多地嘗試經濟手段，如稅收和利率手段，利用市場而不破壞市場。行政手段雖然效果快、短期有用，但長期副作用大。

　　中國房地產及住宅研究會副會長顧云昌此前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采訪時也表示，解決房地產問題，應該采取更加符合市場的做法，而不是用行政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