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校長們忙著開會、接待和應付檢查，一線教師則忙著準備各種材料，這已成許多學校的普遍現象。為何教育工作者最近幾年“負重”如此厲害？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教育一線負擔加重？

　　筆者近期在中部某縣和邊疆某市進行了調研，發現學校的負擔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檢查驗收多。

　　近幾年，國家對教育越來越重視，投入不斷加大，各種資源和項目落實到學校和教育管理單位，隨之而來的則是各種檢查和驗收。以縣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為例，項目規劃、實施、監督、檢查、驗收等各環節，都產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工作量，同時還出現了“省里要來，市里先檢查一次；市里要來，縣里先檢查一次；縣里要來，鎮里先檢查一次”的情況，面對重復性考核壓力，很多老師被動員到寫材料和接待中去，這無疑增添了學校的負擔。

　　　二是政府其他部門無關抽調多。

　　教師作為文化知識分子，經常被一些政府部門抽調參與非教育干線的寫材料任務。在中部某縣，村里的書記為了完成扶貧資料，厚著臉皮利用私人關系找學校校長寫材料。除了精準扶貧，還有創文、創衛等任務也會從教育干線抓人來應付。筆者了解到，地方政府拉教師參與非教育干線的工作往往也是由于任務緊、人手不夠，或者短期內需要應付檢查。

　　　三是“婆婆”眾多，落實工作變成安排工作。

　　與校園管理相關的部門有消防、環保、疾控、司法、交通、氣象等，這些管理部門，一個學期少則一次、多則兩次到學校檢查。每來一次都需要組織學生活動、準備材料，來之后要求上傳材料。一些職能部門本應服務校園，但在職權不對等條件下，變成了安排校園，落實工作變成了布置工作，每項工作對校園來說都是額外負擔。

　　　四是相關性不大的主題和宣傳活動進校園多。

　　相當一部分活動和工作進校園的邏輯，是行政驗收的需求大于實際的內容意義，學校無辜被部分職能部門用來完成工作量考核任務。以黨建為例，各種App都要求教師打卡學習、積累學分。一個老師對接各個政府部門的App少則一兩個，多則五六個，從內容上看，這些App重復性極大。

　　不難看出，幾乎所有部門都屬于“合法”進校園，而每個部門的人從行政層級上也都高于校長，故而也都能進校園。

　　但每個部門去一次，校長就得組織學生搞活動，組織老師寫材料、搞講座，學生寶貴的時間被用來應付各項活動檢查，老師寶貴的時間耗在了寫材料上。本應抓校園管理的校長疲于應對各種工作組，校園深陷地方行政任務之中，破壞了正常的教學秩序。關鍵是很多工作不僅重復性極大，而且具有明顯的形式主義特征，應付檢查多于實質內容。

　　在此情況下，一些校長也策略地加以應對。如有校長稱，“我們學校都是10歲左右小學生，怎么落實掃黑除惡？我就從村里借了一張條幅拉了一下”“我每次只找一個班來應付，主要利用課間操、體育課之類的時間。其他的各種材料總結，便做一個板報，或者利用一個班會來解決多個活動的材料”。

　　但即使這樣，還是有很多活動和資料要學校組織和完成，對于人手不多的小規模學校來說，應對各種材料和活動更是苦不堪言。一位校長說：“我們學校總共就19個老師，沒有行政人員，又是寄宿制，老師要兼顧教學和學生生活管理的任務，本來就忙得要命，還要寫各種材料，真是累。”

　　如何讓學校回歸正常的教學秩序，讓老師安安靜靜教學？

　　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盡量避免多層級政府和部門在學校重復落實工作，與教育教研主業無關的各類檢查和無用軟件，要精簡，更要注重質量。第二，與學校相關的管理部門要立足自身職能定位，為學校服務，指導和檢查工作要從實際出發，避免形式主義和向學校推卸責任。第三，警惕各類無謂活動進校園，警惕學校被用來應付檢查。(作者：尹秋玲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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