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在伊拉克巴格達,哀悼者舉著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下屬“圣城旅”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的畫像參加送葬活動。來源:新華社
2020年新年伊始,中東地區便發生重大“黑天鵝事件”:伊朗精銳部隊“圣城旅”最高指揮官蘇萊曼尼被美國用無人機擊殺。這一重大事件無異于捅了馬蜂窩,不僅令美伊對抗急劇升級,也使中東局勢驟然復雜。
美伊對抗正螺旋式上升
蘇萊曼尼遇害,是美伊對抗螺旋式上升的最新結果。
2019年10月以來,伊拉克境內什葉派武裝多次向當地美國承包商和美軍基地發動襲擊,并最終在12月27日的襲擊行動中炸死一名美國承包商,并炸傷數人。兩天后,美軍空襲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真主旅”目標作為報復。12月31日,數千名什葉派支持者圍攻并闖入美國駐伊拉克使館。
此舉直接觸動美敏感神經:1979年11月,美國駐伊朗使館人員曾遭伊朗學生強行闖入,并將52名使館工作人員扣為人質長達444天,該事件直接加速了卡特競選失敗。
2012年9月11日,美國駐利比亞班加西的領事館遭武裝分子闖入,大使斯蒂文森被殺。
對于近期在伊拉克發生的襲擊事件,美國指控背后是伊朗在策動。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做出決定,下令襲殺伊朗“圣城旅”最高指揮官蘇萊曼尼,作為對什葉派民眾闖入美國駐伊拉克使館的報復。
蘇萊曼尼絕非尋常之輩。他負責領導伊朗在海外的情報戰、特種戰和正規戰,是伊朗在中東拓展利益的靈魂人物,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都聲名赫赫。2017年美國《時代周刊》曾將其評為百大影響力人物之一。在伊朗國內,蘇萊曼尼地位尊崇,影響力僅次于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和總統魯哈尼。因此,特朗普下令暗殺蘇萊曼尼,等于打死了伊朗的國家級領導人。
1月4日,在伊朗德黑蘭,被炸身亡的卡西姆·蘇萊曼尼頭像出現在街頭大屏幕上。來源:新華社
面對圍堵打壓,伊朗不會忍氣吞聲
對伊朗來說,蘇萊曼尼遇害可謂“舊怨未了,又添新仇”。
伊朗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便始終受到美國的圍堵打壓。進入21世紀以來,伊朗核問題又成為美國調動國際社會共同圍堵伊朗的最好抓手。2015年6月,當時的奧巴馬政府為了加速“戰略東移”和國內休養生息,最終與伊朗達成伊核問題全面協議。
然而,特朗普一上臺,就將該協議視為“災難”,并最終于2018年5月單方面退出該協議,并對伊“極限施壓”。特朗普的一系列做法,不僅導致伊朗削減核能力的努力空耗,還使伊朗經濟空前困難:石油出口下降80%,經濟下降9.5%,通脹率高達40%,貨幣貶值驚人。
這次特朗普下令炸死伊朗政壇重要人物蘇萊曼尼,更成為伊朗對美報復升級的轉折性事件。
種種跡象表明,伊朗不會忍氣吞聲。在過去這些年,面對美國這一超級大國的圍堵打壓,伊朗始終保持強硬。這次痛失大將,伊朗更與美國結下死仇,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表示將對美國“嚴厲報復”。“圣城旅”新任指揮官伊斯梅爾•卡尼更是公開聲稱要報復。另據報道,伊朗國內已升起象征發動戰爭的紅旗。伊武裝力量最高指揮官和“革命衛隊”總司令已下達戰爭動員令,進入一級戰備。
由于伊朗的地區影響力范圍與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分布情況多有交叉,因此伊朗可以就近襲擾和破壞美相關目標。伊朗官員表示,將懲罰觸手可及的任何美國目標,并已確定了35個報復目標。白宮方面也承認,事態正失去控制。
這張1月6日拍攝的照片顯示,在伊朗首都德黑蘭,伊朗民眾搬運蘇萊曼尼的棺柩。來源:新華社
對抗升級將打亂美國中東政策
進一步看,美伊對抗急劇升級,又是美國對伊戰略誤判埋下的禍根。
具體地說,就是美國撕毀了伊核協議。2015年美國與伊朗達成的伊核協議,原本是雙方利益妥協的產物,也是一個共贏協議。它滿足了各自最緊迫需求:奧巴馬政府不愿在中東繼續糾纏、消耗;伊朗魯哈尼政府則急于解除外部制裁,加快經濟發展。
然而,特朗普認為,美國在伊核協議中吃了大虧,因此決意在2018年5月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
按照特朗普的盤算,撕毀伊核協議后,美可通過“極限施壓”迫使伊朗簽署更苛刻的新協議,不料伊朗“不按套路出牌”,非但沒有乖乖屈服,反而重啟核計劃,使原本“軟著陸”的伊核問題重新激化。
同時,特朗普對伊朗“極限施壓”,迫使伊朗外線突破,加大在中東地區(特別是在伊拉克)對美發動襲擊,試圖將美國趕出中東。由此才使美伊頻頻“擦槍走火”,最終釀成蘇萊曼尼被殺的重大事件。
長遠看,美伊對抗升級直接打亂了美國在中東地區戰略收縮的既定政策。
這兩年來,美國力求以盡可能少的投入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拋出組建“阿拉伯版北約”倡議,也是為了“讓中東人管中東人”。另外,美國推動也門內戰降溫、逐步從敘利亞撤軍等,都表明無意在中東戀戰。然而,這次暗殺蘇萊曼尼,無異于點燃中東火藥桶,美國已經不可能全身而退了。
毫無疑問,伊朗會以自己的方式對美國“死纏爛打”,將使美國疲于應付。美國未來面臨兩難選擇:要么在中東持續加大投入,乃至卷入新的地區沖突;要么在伊朗的“搶逼圍”之下倉促從中東撤離,失去苦心經營多年獲得的戰略利益。無論哪種結果,美國都將很難接受。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