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魔在這里，所以我要來

　　光明日報記者 李丹陽

　　“病魔在這里，所以我要來。”

　　從祝剛的眼睛里，似乎看不到一絲慌張和恐懼，雖然在談到遠在山西的兩個女兒時，能聽出他其實是怕的，怕家人有什么萬一，怕相聚的日子遙遙無期。除卻這點，他不怕什么。

　　這個熱衷于思考和研究的理工男，嘴里一直說的是臨床、臨床、臨床，仿佛這次馳援湖北，和平日里沒什么不同，只是換個地點接診病人、研學醫術。

　　祝剛：80后青年醫生，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醫院呼吸科主治醫師，山西首批援鄂醫療隊隊員。

　　　　“女兒，爸爸打怪升級去！”

　　疫情悄然而至，“逆行”意料之中。大年初一，剛下夜班的祝剛接到了號召醫護人員馳援湖北的通知，他主動報了名。一來，80后的他是科室主力，自己不頂上，“總不能讓其他90后的孩子沖在我前頭吧”。二來，理工男的直線思維向來簡單，他只覺得醫生就該“生長”在臨床一線，接觸最真實的病例，方不違背當初求學時奉為準則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我愿盡余之能力與判斷力所及，遵守為病家謀利益之信條。

　　祝剛在飯桌上宣布了自己要去前線的決定，一時間家人默默無言，只有七歲的大女兒和四歲的小女兒尚在懵懂，一直問：“爸爸什么時候回來？”祝剛答不上來。前方態勢嚴峻，他心里明白，這將是一場持久戰。

　　山西首批援鄂醫療隊共137人，他們沒有太多時間準備，初二一早便要出發。去也匆匆，行囊簡單，卻滿載著沉甸甸的牽掛。祝剛給自己鼓勁：17年前那場“非典”，自己剛畢業，是被保護的孩子；17年后，曾經的少年已能獨當一面，該是保護他人的時候了。

　　“女兒，爸爸打怪升級去！”他跟女兒說的是實話，他說，在研學醫術的道路上，能在前線“直搗黃龍”參與治療，就是“打怪升級”，是鍛煉和成長的好機會。

　　　　“誰讓我是醫生呢，我愿意！”

　　在湖北，祝剛和部分同事被派駐到潛江市工作。他去的潛江市婦幼保健院新區剛建成不久，是新冠肺炎定點救治醫院，被稱作“潛江小湯山”。

　　“潛江小湯山”的日常如同繃緊的弦。自1月26日潛江市首次報告5個確診病例起，不過兩三天時間，疑似病例已達80多個，病魔來勢洶洶，醫護人員嚴陣以待。

　　祝剛和同事們作為支援人員，承擔的不只是救治任務，還要幫助經驗不足的地方醫療團隊，從無到有，在短時間內構建一套科學完整的隔離、治療工作流程。大家從早上8點到晚上12點，4小時一輪班，幾乎一刻不閑地穿梭在病房之間。

　　資源緊張，大家精打細算地計劃和使用著金貴的醫療物資。防護服破了就用膠帶紙粘上繼續用，口罩沒有N95的，普通的也一樣用。網上，不少醫護人員曬出“新發明”：用透明文件夾做防護面罩，將牛奶箱提手綁在口罩上防止勒耳朵……祝剛的“發明”是自制防霧劑——長時間穿著防護服，他戴的眼鏡會起霧看不清楚，而他發現在鏡片上涂抹一些消毒液或碘酒，就差不多能解決問題。

　　防護服下，祝剛悶得渾身是汗、滿臉通紅，皮膚被口罩勒得生疼，雙手在被消毒液反復浸泡后干裂，穿上防護服還不方便上廁所，但祝剛說：“這些都不是事兒。誰讓我是醫生呢，我愿意！”

　　　　“只有經歷這一步，醫生才能成長”

　　在病毒肆虐的戰場，從未接觸過的病例接踵而至，祝剛一刻也不敢放松。緊張，卻不懼挑戰——“作為一名醫生，訓練自己的臨床思維比什么都重要”。

　　前不久，“潛江小湯山”收治了一位老年患者，有13年的慢阻肺病史。在未做核酸檢測前，考慮其病史，以及老人否認去過武漢或和武漢人員有接觸史，團隊準備按慢阻肺進行常規治療。但令大家都沒想到的是，經核酸檢測后，老人最終被確診為新冠肺炎。

　　“真實的病例面前沒有想當然！”警鐘鳴響，過往的經驗也一個個浮現，在祝剛腦海中擊撞。援鄂之前，科室里收治了一名間斷咯血3年、再發1周的患者。患者自述3年前做過氣管鏡無異常，那么診斷上首先考慮肺癌。但3年前患肺癌，病人現在的狀態卻沒有明顯變差，這不符合常識，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

　　再三分析后，祝剛說服了患者重做氣管鏡檢查。最終，鏡下發現氣道有外壓改變造成的狹窄狀況，在病灶處取活檢做病理表明，這是鱗癌。這個病例反復提示祝剛：有疑問的地方就是突破口，任何檢查都不能取代臨床表現，只有找到最終的依據才能做到不誤診、不漏診。

　　為何醫生要到一線？因為練兵千日、用兵一時，救死扶傷的一線，也是考驗本領的一線。在祝剛看來，醫生必須接觸病人，在實踐中系統、完整地了解病人，才能不斷積累自己的“經驗值”，去打更厲害的“怪獸”。

　　“醫學是一門實踐科學。真實的病例有時和書本上描述的一樣，有時又不一樣，這時候全靠醫生基于經驗去粗取精，做出合理的判斷。”祝剛這樣看待自己的專業，“為什么大家都喜歡‘白胡子醫生’，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再危險，再艱難，祝剛也要去抗擊疫情一線。“這是醫者的本能，也是對自己的歷練。”他說，“只有經歷這一步，醫生才能成長。”

　　　能讓我去，就別讓她們去

　　光明日報記者 安勝藍

　　看上去這似乎是一堵墻，病床前白色的一堵墻。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粗壯的手指與捏著的纖小的靜脈注射針極不相稱。然而就是這雙手，熟練精準地一下把針推進血管，完成了注射。

　　病人感慨：原來，“張飛”也能繡花！

　　“謝謝你，王醫生。”像這樣感謝的話語，王志棟已經聽到了無數次。“不客氣，我該做的。”說完，王志棟總會補上一句：“不過我不是醫生，我是護士。”

　　王志棟：80后青年護士，徐州市中心醫院重癥監護科護士長，徐州市第一批赴武漢應急醫療隊副隊長。

　　　　習慣了“沖在前面”

　　80后的王志棟是徐州市中心醫院重癥監護科護士長，也是醫院唯一的男護士長。1月25日，他與其他22名醫護人員一道，組成第一批徐州市赴武漢應急醫療隊，奔赴武漢抗疫前線。

　　作為“稀有”的男護士長，王志棟已經習慣了沖在前面。1月23日下午，接到徐州市衛健委決定支援的通知，他毫不猶豫第一個報了名。怕不能入選，他第二天再次請戰。

　　他的理由很直接。“第一我是男人，體力上有優勢，能承受高強度工作；第二我是黨員，這是我的使命；第三我是護士長，任何工作要做在前面。”王志棟說，“其他的女護士都有家庭、有孩子要照顧，能讓我去，就別讓她們去了。”

　　當他回到家中準備收拾東西，卻發現妻子早已給他準備妥當——同為護士的妻子對他再了解不過，聽見他報名的電話，就知道他毅然決然、去意已定，含著眼淚，為他裝好了出征的行囊。

　　　　與傳染病“真刀真槍”交鋒

　　他到達武漢市江夏區第一人民醫院時，醫院里已經有兩百多個新冠肺炎患者，重癥監護室的18張床位處于飽和狀態。“當地的醫護人員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一直艱難支撐。”王志棟說，“看到他們疲憊的身影，我只想立刻投入工作，幫他們減輕壓力。”

　　他是第一次“真刀真槍”地和傳染病交鋒。按照排班，他們三人一組，負責重癥監護室的護理工作，每組每天工作4小時，也就是防護裝備的最長使用時限。

　　4個小時看似不長，但對護士來說這意味著巨大的體力消耗。為了防止病毒侵襲，他們要穿上厚重的防護服、戴上護目鏡，把身上所有的縫隙全部封死。由于穿著防護服不方便去洗手間，他也準備了尿不濕，但發現幾乎沒用上——因為喝水不方便，大家能不喝就盡量不喝。

　　插管、吸痰、上呼吸機、為病人翻身，這些事情都是他過去常做的，但穿著防護服，每一個動作都變得笨重。悶熱的防護服里，他能感覺到自己的汗水“順著皮膚往下淌”，脫下時，里面已經濕透。

　　作為一個男人，王志棟不怕苦。唯一令人擔心的是感染。萬一他“中招”，自己不僅不能工作，還要給隊里“添麻煩”。

　　由于長時間戴著勒緊的防護面罩，他的臉上壓出了血痕。這讓他一度緊張，怕皮膚破損增加感染風險。

　　這段時間，他沒有和家人視頻通話。“主要是不想給他們增添擔心。我沒事兒，皮糙肉厚。”王志棟笑著說。

　　穿上防護服，隊員們為了相互辨認，就在身上寫上名字。有一天王志棟剛進病房，一個陌生的病人看見他，說了一句：“感謝王志棟來幫助我們！”他感到很驚訝：“你怎么認識我？”病人指了指他的胸口：“你胸前不是寫著你的名字嗎？”這讓王志棟倍感溫暖。他說：“在不知所措的時候，反而是這些病人，樂觀、向上，一直鼓舞著我”。

　　　　膽大而心細 硬漢有柔情

　　“有你們在，心里就踏實了。”病人的一句話，讓王志棟思索了很久。“我們就是擋在病人與恐懼之間的一堵墻。沒有經歷過像這樣的大事，就不會如今天這般體會到使命之重。”

　　2004年高考后，王志棟填報了護理專業，一度讓身邊的人很不理解：“你一個大男生跑去當護士？”“因為當時剛經歷了抗擊‘非典’，讓我深深感受到，不僅醫生能救人，護士也能。”王志棟說。

　　王志棟一直在用努力和勇氣證明自己。“記得第一次給病人打針，病人看我是男的，堅決不同意，覺得我肯定打不好。結果我一針就給她打進去了，從此那個病人每次都指定要我給她打。”講到這里，王志棟特別驕傲，“別看我這么大個子，我心很細的。”

　　如今，王志棟也像17年前他崇拜的前輩們一樣，戰斗在抗疫的一線。但他不希望自己之后，有人再來到這里。“我希望能盡快控制住疫情，奪取勝利。這里感染的風險大，我能頂住，就別讓我的戰友再來了。”“戰友”，王志棟一直用這個詞形容自己的同事，作為男人，他要保護自己的戰友。

　　當初報考護理專業時，有朋友調侃地問他：“你天天跟女孩子混在一起，會不會變成‘娘炮’？”他照顧的病人完全可以替他回答——王志棟是一個堅毅的硬漢！

　　當然，硬漢也有柔情。那天，他和自己8歲的大女兒通話，女兒對他說：“爸爸，你原來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只是個子高大，現在，我覺得你是個英雄。”

　　說到這里，“這堵墻”終究沒有擋住自己的眼淚。

　　本組圖片均為新華社發

　　《光明日報》（2020年02月09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