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一些媒體、政客常常質疑中國的抗疫表現，有的還指控中國隱瞞感染人數。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在《環球時報》英文版開設的“變局”專欄中指出，美國不只是低估了中國政府強大的動員與調配能力，更低估了普通中國人為此自覺付出的努力。

　　本文英文版在Global Times的版面截圖

　　我所居住的望京，是北京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區域。這里有許多全球500強公司區域總部，常住60萬居民里約10%是外國人。每周末，我都會在望京各個公園之間健走，一邊鍛煉身體，一邊觀察著城市變化。

　　按理說，中國多數城市已連續1個多月沒有新增本土新冠病例。這個熱愛自由、向往繁華、對標國際的街區，應該全面解禁了。但相反，包括許多外國人在內，望京居民們仍都戴著口罩，絲毫沒有放松，小心翼翼地防范二次復發的可能性。每個住宅小區、商場門口，有專人負責檢測體溫。在商務區，周末加班的公司也非常少，盡可能鼓勵在家辦公。

　　其實，不只是望京，14億中國人、2800個縣城多數都如此。只要政府不下令解禁，即便本地區從未出現過病例，國民仍會自律，以強大的忍耐力，為疫情防控做出經濟上、生活上的個人犧牲。

　　相比于美國，連續兩個多月日均2萬以上的新增病例，但許多州的民眾已忍無可忍，紛紛上街游行，抗議政府的禁令。很多人甚至拒戴口罩，涌向海灘，有的城市還準備開啟大型體育賽事。

　　醫學統計表明，人人自覺戴口罩的社會，比一半人不戴口罩的社會，感染率將下降50倍。人們總是比較中美兩國政府的治理能力，卻經常忽視了這次疫情期中美兩國民眾的素質差異。

　　美國一些媒體、政客常常質疑中國的抗疫表現，有的還指控中國隱瞞感染人數。顯然，他們不只是低估了中國政府強大的動員與調配能力，更低估了普通中國人為此自覺付出的努力。

　　這是一種全民付出，包括從中央到基層社區的公務人員加班加點，排查隔離檢測的細致工作，還包括上百萬醫務人員勇于奉獻、如軍隊般敢打硬仗，更包括每一位普通國民將生命看得高于一切的價值觀與自我限制自由的社會成熟度。

　　國民成熟度，是中國取得抗疫階段性勝利的重要文化密碼。盡管在1月份剛面對陌生病毒時，中國社會有一些手忙腳亂。在社區防控上，還存有一些小農意識。但很快中國就穩住了局面。經歷了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中國人，在抗疫階段的總體表現顯然強于過去，也好于歐美社會。

　　很顯然，抗疫正在改變中國人的社會與政治價值觀。像是一次思想啟蒙，中國人正在出現超越西方新自由主義精神的新覺醒。40年前，中國重新打開國門后，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如洪水般涌向中國，思想解放、權利保護、個體至上吸引了無數中國人。不得不承認，這些源于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新思想，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貢獻了積極力量。

　　但智慧的中國人將源于本土的文化傳統與外來的意識形態完美地結合起來，平衡了自由與限制、市場與政府、改革與穩定、資本與公益、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的微妙關系。每當國家有困難時，那些有利于中國發展的文化特點就會突顯出來。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人更是全面反思西方國家以新自由主義的運行邏輯的經濟、金融、政治發展模式，自信地發現了中國自己優勢。“華盛頓共識”在中國全面破產，“中國方案”常常被世界所引述。

　　在國家治理上，當下的中國人像檢測出病毒那樣，發現了此前從西方引進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的問題。比如，房地產市場化，雖推動部分人財富增長，但隱藏著大量社會風險；交通私家車化，雖帶來出行便利，但也是能源危機、環境惡化、城市病的關鍵癥結。相反，一些根植于中國本土的治理經驗，卻有不少亮點，比如精準扶貧；家庭儲蓄習慣；農村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理念，等等。

　　遺憾的是，美國多數媒體、政客仍將中國獨創視為一種叛逆、革命甚至是邪惡的存在。這無疑是一種意識形態層面的種族歧視。

　　好在包括馬丁·雅克、馬凱碩、貝淡寧、羅思義等一批國際學者已開始重新研究中國。希望這樣的外國學者越來越多。而那些低估中國人覺醒的美國媒體、政客們，終究會為自己的錯誤而自我埋單。

　　以下為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