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評論員 沈彬（上海）

　　如今飯圈文化流行，一些“黑粉”利用網絡平臺的投訴機制，對不合自家心意的商家、網絡用戶搞“惡意投訴”，讓對方的產品作品下架。知產領域中這類“知產流氓”現象越來越突出，他們在搶注他人的商標后，馬上在電商平臺上惡意投訴，使本有商標在先使用權的商家的產品下架，被迫高價收購商標。

　　對于這些網絡2.0的新生問題，民法典也與時俱進放出了大招，給出了精細化的解決方案，對網絡平臺的“通知—刪除”義務進行細化。

　　此前，《電子商務法》《侵權責任法》明確規定了網絡平臺的“通知—刪除”義務，它原本是為了規制網絡平臺濫用“避風港原則”，揣著明白裝糊涂，對平臺上的用戶發表的侵權的言論、上架的侵犯商標權的商品“睜一眼，閉一眼”。所以，法律規定了“通知—刪除”義務，在權利人通知網絡平臺之后，平臺要是及時刪除相關的產品、用戶發言，那么，平臺本身就不用承擔侵權的連帶責任。

　　“通知—刪除”的機制也存在粗線條的地方，容易被別人濫用，以及產生道德風險。因為一旦平臺刪除被投訴的商品和言論之后，就不用再承擔法律責任，平臺就會傾向于“寧可錯殺一千，也不能放走一個”的“理性選擇”。誤刪了，平臺并不會承擔風險，但是不刪，就有可能會卷入下一步的訴訟中。

　　結果，旨在倒逼平臺承擔主體監管責任的“通知—刪除”義務，就被一些黑粉、“職業打假人”惡意濫用。無論商品有沒有侵權，先“有棗沒棗打三竿子”，一些商家在其競爭對手的產品銷售火爆時，向平臺進行惡意投訴，導致對手的產品下架。一言不合就在“雙11”、“6·18”這種關鍵時點投訴，讓相關商家欲哭無淚，造成不可逆的損害。

　　當下，“通知—刪除”機制被一些人惡意利用，成了敲詐的工具，成了網絡霸凌的道具。而民法典對此放出了大招，作出了細致性規定。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投訴通知后，不是簡單的“一刪了之”“下架保平安”，而是“根據構成侵權的初步證據和服務類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

　　這也是明確了“誣告式投訴”的后果，“權利人因錯誤通知造成網絡用戶或者網絡服務提供者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投訴人無中生有、惡意投訴，導致相關的產品下架，那么也是要承擔“誣告反坐”的侵權責任的。

　　此外，民法典明確規定了網絡用戶的“申辯權”，以及網絡服務者的轉送程序。網絡用戶在接收到轉交的投訴之后，也有提出申辯的權利，這些申辯意見也需要由平臺再轉交投訴人。如果在“合理期限內”， 投訴人既不向有關職能部門投訴，又不向司法機關提起訴訟，那么，平臺就要及時終止所采取的措施，最終還是引導相關的糾紛在司法渠道內解決，不是讓平臺充當“法官”。

　　民法典通過精致的制度安排，平衡了權利人、被投訴人以及網絡平臺的權利義務關系，要避免網絡投訴無門的尷尬局面，又要防止平臺“揣著明白裝糊涂”，放任侵權產品橫行，又要對于“網絡黑粉”、“知產流氓”的惡意投訴行為有所規制。可以說，民法典將原來《侵權責任法》當中的“通知—刪除”機制，細化成了一個“微型訴訟”模式，有投訴、有答辯、有轉達，最終將問題引向司法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