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發布后，中國官方日前又正式發布了《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以下簡稱《規劃》)。在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看來，這是第一部關于“法治中國建設”的專門的、全面的戰略發展規劃，為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提出了明確的任務書、時間表、路線圖，標志著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

　　依法治國推進方式轉型升級

　　付子堂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從“一五”計劃到“十四五”規劃，時間跨越近70年，對推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詮釋了中國制度和中國之治獨特而巨大的魅力。編制和實施五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是中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五年規劃’也是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要方式。”付子堂分析，自“九五”計劃開始，法治建設及其發展目標開始被納入國家“五年規劃”體系當中。如“十三五”規劃就在第七十五章專章規定了“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建設任務和發展目標。

　　除了“五年規劃”，專項規劃也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方式。專家舉例，如在立法領域，有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編制和實施的《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在法治社會建設領域，中央宣傳部、司法部已經陸續頒行了七部《關于在公民中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的五年規劃》，中共中央最近還專門印發了《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在黨內法規建設領域，中共中央也已經連續頒行了兩部《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

　　付子堂指出，從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中規定法治建設有關內容，到制定專項的“立法規劃”、“普法規劃”“司法改革綱要”“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黨內法規制定規劃綱要”，到如今形成系統的“法治中國建設規劃”，中國法治建設有了全面的、詳盡的國家戰略發展規劃，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方式實現了新的歷史性飛躍。

　　開創法治中國建設的目標治理新模式

　　付子堂認為，作為一種目標治理模式，國家發展規劃是否科學，關鍵在于目標體系設計的科學性。《規劃》堅持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相結合，科學規劃了法治中國建設的目標與任務體系。

　　首先，明確法治中國建設規劃“以解決法治領域突出問題為著力點”，以“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為基本原則。付子堂指出，制定法治中國建設規劃，是為了統籌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各項工作，特別是“聚焦黨中央關注、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和法治建設薄弱環節，著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切實增強法治中國建設的時代性、針對性、實效性”，因此，具有非常強的問題導向性和回應性。

　　比如，針對近年來社會普遍關注的合憲性審查工作、涉外法治工作、區域協調發展法律問題、失信懲戒與社會信用立法問題、暴力傷害醫務人員問題等，《規劃》均提出了系統的、有針對性的法治化治理措施和相應的建設目標。

　　“其次，提出近期、中期和長期三個層面的法治中國建設目標。”付子堂說，《規劃》分別制定了三個步驟的法治中國建設目標：將2025年要實現的近期法治發展目標確定為“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體制機制更加健全，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更加完備，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日益健全，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司法權運行機制更加科學有效，法治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黨內法規體系更加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初步形成”；將2035年要實現的中期法治建設目標確定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基本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基本形成，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將法治中國建設的遠景目標確定為實現“法律規范科學完備統一，執法司法公正高效權威，權力運行受到有效制約監督，人民合法權益得到充分尊重保障，法治信仰普遍確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全面建成”。

　　最后，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法治建設預期性指標體系。付子堂指出，關于法治政府建設，明確要求“國務院部門權責清單于2022年上半年前編制完成并公布”；關于加快推進跨域立案訴訟服務改革，明確要求“2022年年底前實現訴訟服務就近能辦、同城通辦、異地可辦”。這些符合目標設置的具體性、可測量性、可實現性、相關性和限時性等科學原則的目標體系，以“指揮棒”引導法治中國建設實踐，一步一步夯實法治中國建設基礎，推動法治中國建設任務如期完成。

　　付子堂認為，《規劃》對推進全面依法治國作出了戰略部署，明確了宏偉愿景和行動方案，既涵蓋全面又突出重點，既有頂層設計又有務實管用的重大舉措，在法治中國建設中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引領性意義。(記者 張子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