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武義青，管理學博士，河北經貿大學研究員，副校長，省政府參事，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數量經濟學會副會長，全國經濟復雜性跨學科研究會副理事長，北京大學首都高端智庫學術委員會委員。主持完成國家科技部、國家統計局、省委省政府及有關部門項目數十項，出版著作多部，發表論文百余篇，獲省部級一二三等獎十余項。榮獲“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中國技術經濟學會成立40周年特別貢獻獎”等稱號。

　　《建議》把“統籌發展和安全”提高到未來五年發展指導思想重要內容的高度，提出“把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實現發展規模、速度、質量、結構、效益、安全相統一”。把發展和安全作為兩件大事進行強調，體現了如何發展、怎樣發展的思想深化，體現了鮮明的問題意識和時代性。統籌發展和安全、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是十九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重大原則的邏輯深化和實踐展開，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對于在復雜環境下更好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在“十四五”和今后一段時期，要把對安全與發展關系的認識提升至新高度，辦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不斷譜寫“兩大奇跡”新篇章。

　　一、安全發展從根本上決定著新時代的發展成效乃至成敗

　　縱觀人類歷史，世界發展從來都是各種矛盾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綜合結果。運用底線思維，在不斷主動迎接風險挑戰中取得勝利，是中國共產黨從歷史興替中得出的一條重要經驗。我國用40年時間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200年的工業化、城市化歷程，這種壓縮型、超常規、跨越式的發展模式在締造了“中國奇跡”的同時，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風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發展必須安全，安全提質發展，發展和安全之間互為條件、彼此支撐。這一辯證統一關系在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的發展階段已得到充分驗證。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強起來”的宏偉發展進程中，在經濟發展從“有沒有”轉入“好不好”的高質量發展階段，實施“安全發展戰略”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要求。

　　“十四五”時期處于兩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是中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習近平總書記對時代形勢做出了一個高屋建瓴的判斷:“當前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越是接近民族復興大業的目標，越是充滿風險乃至驚濤駭浪，越是需要保持對復雜環境的清醒認識，常觀大勢、常思大局，科學預見發展走勢和隱藏其中的風險挑戰，未雨綢繆，居安思危，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化解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挑戰，破解發展面臨的各種難題，增強開頂風船、走上坡路的能力。如果在根本問題上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國家安全就可能面臨重大威脅，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就可能遲滯或被迫中斷。

　　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形勢變化的雙重需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放在三大攻堅戰之首，將管控和消除安全風險納入國家戰略，把風險治理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議題之中，對防范化解風險做出了科學戰略籌劃。我國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風險挑戰點多面廣，相互交織，形成一個風險綜合體。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上強調，“我們必須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建議》把國家總體安全觀向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進行了具體化、升華和重新定位，確立了綜合安全觀。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洞察世情國情民情黨情變化，強調要堅決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既聚焦重點、又統攬全局，在全面防控風險挑戰的同時，重點防控那些可能遲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全局性風險。這充分反映出黨中央對抵御各類重大風險挑戰重要性、迫切性、長期性的深刻認識，凸顯了中國爭取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決心。

　　重大傳染病和生物安全風險，不僅事關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而且是威脅全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做好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的“雙統籌”思想指導下，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我國各級黨委和政府、全體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處變不驚，沉著應對，在做好疫情防控這一頭等大事的同時，抓緊復工復產，在最短時間內將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圍，將損失降到最低限度。復工復產為疫情防控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保障了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保持了社會穩定。面對全球疫情持續蔓延對經濟運行帶來的系統性風險，我國政府主動出擊，繼“六穩”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六保”(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作為2020年政府經濟政策的最大著力點，凸顯了黨中央、國務院在非常時期的底線思維。“十四五”期間在常態化疫情防控背景下，既要補齊衛生健康領域的短板，預防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又要將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提升經濟韌性、社會韌性、民族精神韌性，努力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均衡、促發展和保安全并行。

　　二、辯證認識發展和安全的關系

　　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在筑牢安全防線的同時，也要防止把安全問題擴大化而裹足不前的保守傾向。習近平指出，“我們既要保持戰略定力，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又要增強憂患意識，未雨綢繆，精準研判、妥善應對經濟領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這是馬克思主義科學認識論的具體運用。

　　僥幸心理和麻痹意識是“灰犀牛”最好的藏身地。對未來謹慎樂觀的前提是具備“底線思維”，將預防風險作為安全的底線。縱觀歷史，經濟危機的出現往往與政府的盲目樂觀和麻痹大意脫不了干系。2007年次貸危機前，美國政府和美聯儲錯誤地以為當時世界經濟不平衡，國內經濟風險可防可控，所以一再降息，孰料釀成了百年一遇的經濟大危機。“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有新的變化，安全問題的多元性日益突出、聯動性更為強勁，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任務更為艱巨。適應風險常態化趨勢，全國上下必須在增強憂患意識、危機意識方面形成廣泛共識，始終繃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這根弦，克服“和平積弊”“太平慣性”“行動惰性”，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主動仗。

　　統籌發展與安全，就要樹立底線思維，注重對各類風險和危機等負面因素進行管控，避免爆發系統性的危機，以便贏得發展的主動權。底線是不可逾越的警戒線，是引發安全風險事件的臨界點，一旦突破就會前功盡棄、無法補救、全局被動。比如，經濟發展速度，過快了可以調控下來，過慢了可以加快發展，但一旦經濟秩序亂了，就會造成全局被動的后果。從這個意義上講，維護經濟秩序的穩定就是底線。再如，一些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會給生態系統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失，生態環境的保護就是防守的底線。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完成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三條控制線劃定工作”。這里的生態紅線就是“底線”，守不住底線就無法建設美麗中國，更無法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同樣地，沒有補齊7 000多萬貧困人口脫貧這塊短板，就談不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政治、外交、經濟等領域都存在若干不容觸碰、不能逾越的紅線。在治國理政的具體實踐中，要劃定底線、筑牢防線，明白哪些利益是核心利益，絕不能喪失；哪些規范是基本標準，決不能通融；哪些目標是基本目標，絕不能放松。

　　統籌發展和安全，既是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挑戰的現實需要，更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前提和必然路徑，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質量革命的必然要求。安全與發展相比，安全無疑是約束性指標。但在風險多發易發的態勢下，國家加強對生命安全、生態安全、國防安全、科技安全、糧食安全、能源安全、政治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大力提升安全標準及安全管理水平，對發展不是阻礙而是促進，會給企業的價值、產品的品質、品牌的信譽、國家和區域的發展環境帶來顯著提升。從這個意義上講，防風險、保安全本身就是在促發展。

　　習近平指出，“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在新時代的偉大征程上，破解突出矛盾和問題，防范化解各類風險隱患，歸根到底要靠發展。當前的安全風險既有外生沖擊，更有大量的內生風險，單純立足于事后防范的應急機制難以從根本上消除不安全因素。有些生態安全問題是因發展不充分、生產力水平落后所導致的，有些群體性事件是因發展不平衡、社會階層斷裂所引發的，有些國家安全問題與國家科技實力不強、社會科學話語權缺乏有關。要預防和化解上述類型的安全風險，改革發展才是治本之道。比如，健全依法決策機制、公眾參與機制，既能從源頭上防止決策不當導致的重大安全風險，又可以降低發展成本，提高發展成效。因此，我們必須堅定不移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筑牢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的物質基礎。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方能厚植抵御風險、化解風險的實力和能力，方能為實現更高水平更高層次的安全發展提供牢固的基礎和條件。

　　三、安全發展理念是對發展觀的深化和拓展

　　習近平指出，“推動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前提都是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沒有安全和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安全發展理念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并列，共同成為未來發展的“新發展理念”范疇。在《建議》中，“安全”第一次與質量、效率、公平和可持續并列提出，第一次被納入“相統一”的戰略目標中，這是對原有發展觀的深化和拓展。

　　從系統論角度分析，發展是社會—經濟—生態這個復雜巨系統的整體變遷，其中任何一個環節滯后都會導致系統功能的不協調。用習近平經常引用的“木桶”理論來分析，木桶的短板、薄板、長期在臨界狀態存在的矛盾和問題，經由量的積累，可能驟然“爆板”而產生影響全局的安全危機。改革開放以來，以GDP增長為導向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導致了資源對外依賴度過高、自然界的報復、貧富分化、社會關系緊張等一系列問題，將我國帶入資源安全、環境安全、社會安全等各類矛盾凸顯期。譬如，有的地方急于上項目搞開發，忽視生態環境的容納能力，沒有考慮社會民生的承受能力，導致嚴重的環境破壞，引發群體性事件，以往的諸多成果付諸東流。因此，傳統發展模式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不安全的發展。黨中央著眼長遠和全局，提出向高質量發展轉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實踐措施上，就是要把資源環境、社會和諧等落后的環節和領域作為“底線”，加快補齊污染防治、精準脫貧等領域短板，夯實弱項基礎，防止落后領域拖累大局。可見，安全發展與綠色發展、協調發展理念之間具有內在的契合性。

　　統籌發展與安全，需要妥善處理創新發展和安全發展之間的矛盾統一關系，實現前瞻性思維與后顧性思維的統一。改革與創新本身是一個打破原有資源平衡、突破原有運行規則的過程，現代化本身內生著各類風險和動蕩。統籌發展與安全，要求我們既要銳意進取、開拓創新，追求理想境界，又要高度警惕危機、風險等負面因素的滋生和蔓延，注重堵塞漏洞、防止動蕩，積極謀求“發展效益最大化”和“危機最小化”的統一。如此，方能在不確定性中找到新的機遇，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實施“安全發展戰略”，是以人民為中心治國理政思想的體現，安全發展與共享發展是方向一致的。黨的十九大首次將“安全”作為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礎指標之一，強調要“樹立安全發展理念，弘揚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習近平反復強調，防范化解風險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更加自覺地維護人民利益，堅決反對一切損害人民利益、脫離群眾的行為。在偉大抗疫斗爭中，黨中央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不惜一切代價維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人民政黨的本質和“人民至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只有人民群眾不再為自然災害、生產事故、國防安全、社會不穩定事件等各類風險和災難而“提心吊膽”，人民群眾才能真正擁有安全感、獲得感和幸福感；依靠群眾、團結群眾，建立起共建共治共享的體制機制，才能有效降低安全發展的成本。

　　科技經濟的全球化也帶來了風險的全球化。面對全球氣候變暖、生態危機、全球經濟危機、跨國恐怖主義網絡、病毒傳染等關乎人類共同命運的風險和危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為應對和解決全球安全風險，建立風險治理的國際合作機制成為刻不容緩的緊迫任務。同時，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外部發展環境的急劇變化將大量風險加之于中國，有可能演變成現實的危害。中國作為一個深度融入全球化進程的發展中大國，適應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時代的特征，不僅要強調對外開放的效率、規模、速度，還要強調開放的安全。有效管控國際風險，捍衛國家主權，夯實國家安全的實力基礎，才能保障發展成果不被覬覦和掠奪。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正是立足于開放發展與安全發展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同國際社會一道，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營造公平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發展格局。這不僅有利于營造本國安全發展的環境，也有助于促進世界和平發展，有助于全體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