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陶一桃，深圳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廣東省優秀社會科學家、深圳市國家級學術領軍人才、深圳大學理論經濟學學科帶頭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副會長、廣東經濟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特聘教授。原深圳大學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現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發展(深圳)研究院院長。長期從事中西方經濟思想與理論研究，致力于中國改革開放史、中國經濟特區發展史和中外經濟特區比較研究、中外自貿區、灣區比較研究，其代表性論文《經濟特區與中國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與《從特區到自貿區：中國自貿區的特殊使命》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其代表性著作《中國經濟特區史論》被中宣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列入“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35本重點書系之一。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拓合作共贏新局面。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依托我國大市場優勢，促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要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進貿易創新發展，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可以說，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有關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戰略部署，是在對改革開放40年經驗總結基礎上的更高視野的戰略定位。這不僅意味著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將伴隨著創新國家建設逐步得以確立。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標志著中國社會從政策開放走向制度開放，從外向型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一個更為包容、自信、規制的中國將以其自身的發展繁榮展現其制度力量與國際競爭力。

　　改革與開放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同一過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沒有改革的決策，就不可能有開放的實踐。而以開放促改革，不僅構成了中國社會改革與深化改革的實踐邏輯與路徑，也是今天高水平開放制度創新邏輯路線與堅定選擇，開放既是改革的需要，更是今天推動改革向縱深邁進的不可替代的力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改革和開放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一、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證明中央以開放促改革的戰略方針是正確的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明確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發展經濟，不開放是很難搞起來的。”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思想主要包括如下論斷：其一，建設經濟特區，積極利用外資，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對外貿易；其二，逐步從沿海向內地推進對外開放，從而實現全面開放；其三，在充分利用外資的同時，正確處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的關系。改革開放的根本目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在完成由普遍貧窮走向共同富裕的同時，實現充分體現人的經濟價值的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概而言之，改革開放就是在完成由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進程中，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改革政府，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規制的嶄新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規律的力量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逐步建立法制社會的基本框架，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產權保護機制，以開放的“鄰里效應”加速包括人力資本在內的要素積累，從而使科技創新成為帶動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動因；以要素稟賦優勢迅速融入國際分工，并不斷以要素稟賦的提升提高在國際分工鏈條中的地位，從而擴大市場規模，確立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的地位。

　　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工作時的講話指出：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新時期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中國發展的實踐證明，當年鄧小平同志指導我們黨作出改革開放的決策是英明的、正確的，鄧小平同志不愧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不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今后，我們要堅持走這條正確道路，這是強國之路、富民之路。我們不僅要堅定不移走下去，而且要有新舉措、上新水平。”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又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強大動力。現在，解決我國進一步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戰，必須深化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二、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意味著，必須制度化地解決實際開放度低于名義開放度，從而開放但并未真正國際化的問題

　　人們通常會用對外開放度來說明一個國家和地區，或一座城市的開放性，具體表現為市場的開放程度。但對外開放度又分為名義開放度與實際開放度，它們是衡量一國或地區經濟對外開放規模和水平的重要指標。名義開放度是指一國或地區經濟的市場開放度，一般選擇外貿依存度，即以進出口總額與GNP或GDP之比來衡量。實際開放度則是指制度開放度，它表現為全要素國際間流動的自由度。國際化的城市一定是一個開放性的城市，但一個開放性的城市，未必一定就是一個真正國際化的城市。以中國最早、最成功的開放城市深圳為例，深圳作為一座名義開放度相當高的城市，無論外貿總額還是其占GDP比重均處于國內領先地位。2019年全市進出口總額29 773.86億元，約占同期全國進出口總值的10％，其中，出口總額16 708.95億元，連續27年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深圳作為中國率先改革開放的城市，它的開放性和國際化恐怕無人會質疑。按照聯合國城市國際化指標測算，深圳市目前己處于國際高級標準的80.21％水平，正在從國際化中級水平向高級水平邁進，而且深圳市在人均GDP、人均電力消耗量、萬人擁有乘車輛等指標上均具有相對優勢。但是包括最開放的城市深圳在內，我國目前一定程度上仍處于政策性開放所形成的外向型經濟發展階段，并沒有真正從體制機制上走向由制度開放所形成的開放型經濟形態。實際開放度低于名義開放度，說明社會整體發展尚未真正完成由經濟先行走向全面發展的積累進程，而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正是在新時期以開放促改革的進程中“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提高實際開放度和中國社會的整體國際化水平。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三、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意味著經濟結構調整和現代工業體系的確立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一方面由于要素稟賦(中國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另一方面由于資本，尤其技術的約束，以出口替代為戰略選擇的外向型經濟占主導地位。出口替代是20世紀60年中期以后，發展中國家普遍選擇的一種對外經濟戰略。旨在通過促進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出口產品的生產與出口，逐步改變出口商品結構，從而替代初級產品的出口，帶動國內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也是基本沿著出口替代的外向型經濟的戰略方向前行的。當然，出口替代戰略的成敗與國際經濟環境密切相關。在世界經濟整體發展迅速、國際市場容量處于擴大勢態的情況下，一些發展中國家與地區依靠本國在勞動力等方面的優勢，帶動了本國經濟發展。然而，在世界經濟增長減慢，尤其是在保護主義抬頭的情況下，不僅出口替代的困難與交易成本會大幅增加，并且很有可能陷入債務危機。

　　所謂進口替代，對中國而言就是以本國自己生產的產品在中國市場上取代原來需要進口的產品。以進口替代實現的經濟增長，是一種“進口偏向型增長”。從理論上講，如果一國長期把資源用于生產進口替代產品，最終將會減少用于生產出口產品的資源投入。從社會總需求均衡的角度來看，進口的減少通常會在長期中導致出口相應減少。因此，進口替代的經濟增長將降低對外貿易占一國GDP的比例，從而形成一種偏于內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致力于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日本及“亞洲四小龍”以出口導向帶動經濟增長的成功經驗，不僅使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在之后的20多年的時間里(至21世紀初期)占據統治地位，而且以出口增長來帶動經濟發展也似乎成為了唯一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但是，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來說，出口導向戰略對一個國家而言并不是在任何時代、任何情況下都能帶來比進口替代戰略更高速度、更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尤其對于一個人口眾多，經濟結構多元的轉型大國來說，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并不一定永遠優于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策略。克魯格曼也曾指出：把東亞經濟增長的奇跡歸因于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并沒有充分的依據。東亞國家的高速經濟增長可能另有其根本原因，而出口的高速增長很可能是反過來由整個經濟的高速增長推動的。改變一國的貿易結構必須從改變一國的經濟結構入手，沒有健康、合理、可持續性并具有競爭力的工業體系的支撐，就無法改變一國對外貿易的格局，從而提高一國在國際分工鏈條中的地位。一國在國際分工鏈條中的地位是由一國擁有的主要要素稟賦所決定的。當一國擁有的主要要素是廉價勞動力時，在國際分工鏈條中就只能處于末端的位置；而當一國擁有的主要要素是技術與資本時，尤其是核心技術時，必然處于國際分工鏈條的高端位置。所以十九屆五中全會報告指出，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與創新型國家建設、現代工業體系的營建統籌一體。創新將助力現代工業體系的營建，同時創新的經濟績效與現代工業體系的形成又將會以對外貿易產品結構改變的方式，改變著一國在國際分工鏈條中的地位，從而引發由過度“出口替代”向“進口替代”戰略的轉變，這一戰略轉型還意味著一個健康循環的國內外雙市場運行機制的逐步形成，從單純外向型經濟走向國內國外雙市場、雙循環的有機互補型經濟結構。

　　四、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意味著中國必須由政策開放走向制度開放，由外向型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

　　在《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中也著重提出：加大制度型開放力度。支持以規則銜接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展。充分發揮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試驗田作用，形成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加強對重大疑難涉外商事案件的業務指導。支持完善法治領域跨境協作機制，健全國際法律服務和糾紛解決機制。這再度意味著，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必須與深刻的制度變革與創新相伴隨，而由政策開放走向制度開放則是其中的關鍵，因為這是一個有利于更加開放的制度環境的營建過程。制度變革與創新永遠是實現改革目標的通道與保障。

　　所謂外向型經濟是指一國面向國際市場，建立以出口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廣泛利用國際資源，充分參與國際分工和交換的經濟，它具有兩頭在外的特點，即一件產品的開頭(原材料供給)、結尾(最終銷售及消費)都在國外，加工生產在國內，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種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模式，也是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結構模式。外向型經濟對一個經濟剛剛起步的國家來說，可以充分利用國內的剩余勞動力并同時創造就業機會(尤其是發展初期)，從而收獲勞動力紅利。同時，外向型經濟對拉動一國經濟的發展還有以下獨特的功能：其一，具有較強的出口創匯能力，有助于改善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增強其支付能力；其二，能使發展中國家在較大規模上利用國外資金，引進、吸收、消化國外先進技術和隨之引進的先進經營管理方法；其三，能夠充分利用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在較大范圍內參加國際勞務分工，減少潛在的過剩勞動力(尤其是農村過剩勞動力)，促進本國工農業實現均衡增長；其四，帶動、促進本國經濟增長，使國民生活條件得以迅速改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是，由于外向型經濟對國際市場具有高度的依賴性，國際市場乃至國際政治風云變幻都不可避免地影響外向型經濟的興衰。深受世界經濟環境優劣的制約是外向型經濟的自身弱點。這也是為什么中央要以創新型國家建設提升產業結構，改善出口產品結構，從而改變單一生產外向型經濟，旨在使整個國民經濟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包括人才在內的資金、商品、勞務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國內市場成為國際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本國貨幣成了可自由兌換的世界性貨幣的經濟外向型經濟過渡與邁進。

　　所謂開放型經濟，是與封閉型經濟相對而言的。在開放型經濟中，生產要素及商品、服務可以自由地跨國界流動，從而實現資源最優配置和經濟效率最大化。通常，一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市場化程度越高，就越接近于開放型經濟。開放型經濟與外向型經濟的不同就在于，外向型經濟以出口導向為主，開放型經濟則以降低關稅壁壘和提高資本自由流動程度為主。因此，在開放型經濟中，既出口，也進口，基本不存在孰重孰輕的問題，關鍵在于發揮比較優勢；既吸引外資，也對外投資，對資本流動限制較少，尤其對外資在本國投資領域的行業準入限制較少。開放型經濟是一個制度開放型的經濟，它的基本要求就是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但是，開放型經濟的主體還是發揮戰略主導作用的政府。在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的進程中，一個開放自信的中國不僅會為自身創造世界機會，也會為世界創造中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