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東曹縣職業教育中等專業學校實訓基地,胡春青(右)在為學生整理頭飾,準備拍照。2018年,攻讀博士學位的胡春青回到家鄉山東曹縣大集鎮,一邊研讀學業一邊創業,經營演出服裝和漢服。近年來,山東曹縣已有12000多名大學生返鄉創業,成為當地鄉村振興路上的排頭兵。新華社發
在四川彭山區公義鎮,劉沈廳(右)到家庭農場主鄭利彬的果園查看交流晚熟柑橘的長勢情況。2016年底,從電子科技大學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碩士畢業后,劉沈廳放棄公派留學和留校的機會,回到家鄉創辦家庭農場,和父親一起創業。新華社發
江蘇南京市溧水區鳳麟府小區的菜鳥驛站,90后大學畢業生孫延婷在掃描包裹信息。2020年畢業前夕,她選擇在家門口創業,開辦一家菜鳥快遞驛站,為社區居民免費保管、分發快遞。新華社發
凌晨2點,某網絡平臺助農專場直播間內仍燈火通明,鏡頭前的安秋金一身標志性打扮:齊眉劉海、黑墨鏡,亮眼的橙色圍裙系在寬松黑衫外。此時,這個24歲的小伙子已直播10余個小時,但在與果農的現場連麥中還是妙語頻出,毫無倦意。
2018年,安秋金從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畢業后,成為一名美食視頻創作者。隨著線上經濟興起,網絡寫手、短視頻制作者、網約配送員等崗位已逐漸成為大學生就業的“蓄水池”,安秋金們如同激蕩而起的朵朵浪花,懷著夢想奔向自己的星辰大海。這些青年過著怎樣的生活?靈活就業何以成為一種現象?就業者如何爬坡過坎才可向陽生長?
畫群像:有勇氣追夢,敢嘗試創新
與安秋金類似,95后劉寧兒從中國傳媒大學畢業后也選擇了一份“不那么傳統”的職業——電競主持人。鏡頭前的她談笑自若,鏡頭后的她不斷為此付出努力:每天上午10點練舞、健身,中午1點開始做功課、練解說,4點直播直至凌晨左右。每月會給自己放一兩天假,但趕上賽季就得頻繁奔波于不同城市之間。她說:“這份工作鮮活、有趣,內心的熱愛支持我不斷走下去。”
網絡文學作者吳夢煒的狀態與劉寧兒不同。畢業于南昌理工學院電子信息工程專業的他,“跨界”開啟了“以夢為馬,執筆走天涯”的生活:每天晚上工作5~6小時,更新小說4000~6000字。如果中途休息一天,就會擇機補上。“平時比較宅,喜歡在夜深人靜時伏案碼字。但坐久了會發胖。”吳夢煒笑談自己的生活常態。
自由、熱愛、夢想,是幾位年輕從業者一致的內心訴求。那么,如何界定“靈活就業”概念?這個群體具有哪些特征?
多位專家認為:靈活就業崗位與互聯網經濟息息相關,一般指自雇的、臨時性的或非正規的就業模式,其靈活性體現在工作形式、時長、勞動關系等方面,基本可分為非全日制就業、個體工商戶、新就業形態三種。與自由職業相比,靈活就業涵蓋范圍更廣,可以是“打零工”,也可以是自主創業,不一而足。
基于多年調研,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描繪了這樣一幅“群像”:就業者以95后、00后為主,普通本科和高職院校畢業生占比較大,多為主動擇業或將其作為創業、二次就業的“跳板”,同等條件下比傳統崗位從業者收入略高。他們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創造性,能夠根據市場需求快速響應并進行改變。
受訪專家表示,部分省份選擇靈活就業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呈上升狀態:以江蘇省為例,2017年、2019年全省畢業生總量分別為55.6萬人和56.2萬人,年終靈活就業率分別為2.5%、2.9%,增長約2500人。據麥克思研究院《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2020》顯示,2014屆本科畢業生半年內自主創業占比2%,畢業5年內則上升至4.8%。伴隨畢業時間的延長,其自主創業比例持續上升。
從用人需求看,由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發布的《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1)》顯示,2020年中國企業采用靈活用工比例約55.7%,比2019年增加約11個百分點,近30%的企業打算穩定或擴大靈活用工規模。“互聯網經濟開辟的新藍海正為有意投身靈活崗位的年輕人創造更多與之匹配的崗位平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朱迪說。
尋原因:融入數字時代,追求自我價值
暮色已沉,兩三碟菜上桌。父女二人相對而坐,吃飯間聊著一天的家常瑣事。這種再普通不過的農家生活,被95后王曉楠剪輯成了“家人對坐,燈火可親”的畫面。幾年前,為了照顧身患腎病的父親,畢業不久的王曉楠辭職回到河南滑縣大寨鄉,成了一名短視頻制作者。鄉土生活給了她創作的靈感,使她找到了自己的職業方向。
朱迪曾對青年擇業展開調研,她發現,有很多像王曉楠一樣的青年渴望在工作、生活與家庭間尋找平衡,靈活就業崗位為滿足這種需求創造了可能。此外,年輕人向往自由、希望掌控人生的觀念也成為靈活就業受青睞的內驅力。很多情況下,靈活就業并非無奈之舉,而是實現自我價值或為創業積累經驗的主動選擇。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亮等專家認為,數字技術的革新帶動了共享經濟、線上經濟的發展,云客服、短視頻、在線教育等內容平臺為靈活就業創造條件,在時間、空間、形式上拓展了大學生擇業的外延,豐富了供給端的就業崗位。
對外經貿大學教授李長安分析認為,在我國經濟發展向高質量邁進的過程中,勢必有發展方式、經濟結構方面的轉變。一方面,以傳統固定工為主要特征的就業市場發生變化;另一方面,高素質、高技能勞動者的社會需求增多,其他勞動者的就業份額隨之減少。因此,在今年高校畢業生達到909萬人的情況下,面對激烈的就業競爭,向著高技能自我提升是一種方式,靈活就業也不失為另一種可行的通道。
在這條通道上,無論是身處上海的劉寧兒,還是位于廈門、南昌的安秋金和吳夢煒,或是安居大寨鄉的王曉楠,“一張大網”為身處異地的他們拓展了就業形式,并帶來可觀收入。張成剛分析稱:“在國家推行‘就業優先’的宏觀背景下,靈活就業有利于人力、信息資源在區域間合理流動與配置,便于三、四線城市吸引勞動力就業,為‘小鎮青年’發展開拓空間。一些返鄉創業的青年為鄉村振興積蓄力量,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城鄉發展的差距。還有部分青年通過靈活就業‘試水’,之后成立工作室并注冊公司自主創業,這些都為創新創業培育了新動能。”
探方向:保障+引導,激活一池春水
“成立公司、有可觀的收入、買套公寓房……”畢業于北京聯合大學計算機專業的薛海鵬,在順利完成一個大型企業網頁設計項目后,感覺離人生目標更近了一步。雖然有聽力障礙,但這并未妨礙他規劃人生:憑借專業所學和兩年的互聯網從業經驗,從知識技能服務網站“打零工”接單開始,逐漸增加收入、積累口碑,再成立商鋪、籌建公司。
采訪中,不少青年表示靈活就業并非“腦子一熱”,而是從大學期間就有所準備或者已開始創業。張成剛提示,擇業者如果沒有清晰的職業發展路徑和市場意識,很容易迷失自我。這就要求學校就業指導中心引導學生及時做好職業規劃,樹立正確擇業觀。學校還應在專業設置、培養方案上統籌安排,適應靈活就業發展的趨勢與需求。
記者注意到,大部分靈活就業者每月收入不穩定,一般按照接單或項目來分配薪酬,很容易因為薪酬體系設計不標準而產生同工不同酬及工資糾紛等問題。李長安提醒,大學生要對勞務合同及相關法律有所了解,增強法律意識、保障自身權益,勞動仲裁部門需對這些新問題足夠重視。
社會保障是受訪者普遍關注的問題。朱迪的調研顯示,在近1萬位從事直播、外賣配送等職業的青年中,有25%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任何社會或商業保障。不難發現,從業者與用工平臺勞動關系邊界模糊、城鄉戶籍限制、“跨平臺、多雇主”等情況成為社保不健全的影響因素。
對此,受訪專家呼吁構建一種適應靈活就業模式的新型社保體系,由政府籌建并提供財政補貼,勞動者及與之有勞務關系的企業分別繳納一定資金。馬亮還建議,推動相關政府部門之間數據共享,加強政府同企業用工社保數據對接,用平臺型社會保障解決平臺經濟遇到的難題。
實際上,相關政策的“春風”早已吹起:《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及多個中央部委聯合發布《關于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激活消費市場帶動擴大就業的意見》,為靈活就業營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近日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相關負責人從降門檻、強扶持、優服務、促孵化四個方面強調“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為從業者吃下一顆“定心丸”。
在頂層設計引導下,地方探索愈見明朗。馬亮告訴記者:縱向看,不少二三線城市成為靈活就業者的流入地,為人才認定、落戶開通了綠色通道,并在優化營商環境、推動政策落地方面下功夫;橫向看,規范競爭機制、完善行業監管,嚴格治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為靈活就業提供了充分保障。
“新事物、新模式勢必有其發展規律,相關部門與社會輿論應該以包容的心態‘曉之以理、導之以行’,讓擇業者可以另辟蹊徑、向陽生長,最終實現社會發展紅利的共創與共享。”李長安說。(記者 李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