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學者》7月16日文章，原題：新冠疫情期間越南在電子政務方面進展喜憂參半  “數字工具得到迅速開發以投入全國抗擊新冠疫情的斗爭；政府機構、企業與民眾積極利用并推動信息與通信技術（ICT）在所有社會經濟生活領域的應用……這是國家數字轉型的催化劑，”在越南國家電子政務委員會今年3月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越南時任總理阮春福宣布稱。

　　然而，我們的切身經歷卻展示出一幅不同的圖景。從國外回到越南，張翠瓊（音）曾對體驗越南數字化防疫寄予厚望，但她很快遭到現實的當頭棒喝：一個錯誤百出的健康申報網站、花費大量時間填寫的各種表格、100%的人工醫學篩查，以及大部分都是面對面的交流。范慧揚（音）的經歷也好不到哪去，她在一次國內旅行后接受為期14天的隔離期間，沒用過任何數字化醫學或位置監控工具。

　　必須承認，為在疫情期間實現密切接觸者追蹤、信息發布和公共服務提供等政務的數字化，越南政府付出巨大努力。首先，政府嘗試通過推出多款移動App實現密接追蹤數字化，衛生部還宣布在人員密集場所智能手機用戶不安裝此類App將被罰款。越南政府斥資提供在線公共服務，最大限度地減少官民接觸。越南國家公共服務門戶網站得到廣泛使用即是良好例證。同時，新冠疫情防控遠程醫療中心也體現出越南為在線診斷和治療新冠患者方面所做的努力。在疫苗接種方面，越南也建立了國家門戶網站方便公眾登記。此外，政府還充分利用各社交平臺向公眾通報疫情新聞和防控指南。

　　我們采訪的政府官員和研究人員都對這些數字化倡議給出積極評價。盡管如此，隔離期間的親身經歷仍促使我們對此類評論中表達出的“積極信號”產生懷疑。經過更多采訪后，我們發現自身的經歷并非獨一無二。對越南電子政務表象的深入審視揭示出許多漏洞。

　　例如，在越南當局要求進行大規模檢測的胡志明市，檢測登記和結果都依賴政府官員與居民面對面交流，沒有任何在線服務。“社區負責人直接來我家通知檢測時間和地點，但仍有人沒有掌握信息，因為負責人只是通知房東，”一名居民說。上班族莊女士所在社區也實行類似程序：“每家被發放一張紙質登記表，我們要帶著表格前往檢測點。先來的先檢測！”因此，有關檢測現場排起長隊甚至導致交叉感染的風險引發抱怨和網上爭吵。該問題體現出越南電子政務系統的不完善。我們從越南工商會法務部負責人那里得知，有時越南行政程序只是象征性上線，現實中仍要進行大量線下互動。

　　就新冠疫情來說，即使在ICT設備到位的情況下，越南公民在數字化方面的準備不足仍對電子政務的推進構成巨大障礙。一位醫生稱：“一些患者沒帶進行健康申報的智能手機，我們只能改用紙質檔案。這讓整個進程變得非常緩慢。”她所講述的情況與我在機場的經歷一致。許多老年乘客不停地要求醫務人員教他們填在線健康申報表格。

　　越南社會確實存在數字不平等，尤其是不同世代之間。截至2019年5月，45歲以上人群僅占越南網民總數的10%。此類數字鴻溝也出現在越南各地區之間。其實越南政府正采取有關措施以修補系統缺陷。但即使在疫情過后，政府各部門缺乏協同、數字不平等、不成熟的數字文化，還有公共部門缺乏合格的ICT人員等現象，仍可能是（越南推進電子政務）面臨的緊迫問題。（作者張翠瓊、范慧揚，王會聰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