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顧問王樹增
必要的藝術加工更能打動人心
“我對《長津湖》這部電影盼望已久,當知道這部電影要拍成時,心里非常感動。”著名軍旅作家王樹增此次擔任《長津湖》的歷史顧問。王樹增曾經寫過《朝鮮戰爭》這本書,2009年出版,最早的時候,這本書叫《遠東朝鮮戰爭》,“它屬于非虛構類的文學領域,準備的時間比較長,需要大量的研究史料和采訪當事人,還要親自去勘察戰場,寫作時間要七八年以上。”
真實戰斗場景比電影還震撼
《長津湖》這部電影,講的是長津湖戰役的東線戰場。王樹增說,抗美援朝戰爭第二次戰役分成東西兩個戰場,由于戰事的擴大,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對戰爭的介入不斷深入,于是在朝鮮半島的東北方向出現了一個東線戰場,也就是長津湖戰役。作戰開始的時候已經到了1950年的11月份,戰爭發生的蓋馬高原,氣候特征和西伯利亞一樣,屬于高寒地帶,冬季氣溫都在零下一二十攝氏度以下。長津湖之戰時,甚至到過零下40多攝氏度。
王樹增反復研究檔案后,發現了一個讓他很心驚的事實:當時在嚴寒之下奔向蓋馬高原的這些戰士們,基本上防寒的衣物都是不全的。“由于軍情緊急,我們的戰士們義無反顧地撲向了蓋馬高原。在嚴寒之下,可以想象當時的困苦狀態是什么樣子的,資料中也有很多我軍凍傷的記錄。而我們東線戰場的對手,又是美軍最強悍的部隊——陸戰一師,美軍不但武器裝備是一流的,他們的被服裝備也是一流的。在這塊冰雪天地中,兩軍交戰時,我軍將付出什么樣的代價,是可想而知的。”
王樹增告訴記者,這場長津湖戰役,充分體現了為了維護民族的尊嚴,為了維護新中國的安全,中華兒女展現出來的“決死作戰”的精神。“這種決死作戰的精神,至今還令眾人敬仰,應該有這樣一部電影作品來反映它。”
在王樹增看來,《長津湖》能不能拍好,關鍵的一點,就是能不能體現出當時志愿軍戰士們真實的精神狀態。“只有情感描寫得真實了,你才能感動觀眾。”在真實之下,才能托舉起想彰顯的主題——為了民族的尊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以及中國人民長久的幸福生活,戰士們不惜前赴后繼、赴湯蹈火的精神。由此,也向全世界宣告:我們中華民族是有英雄好漢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和武裝力量是不可戰勝的。誰也不能阻止中國人民對和平生活的追求,誰也不能夠侮辱中華民族的尊嚴。“我想如果達到這一點,我們影片就成功了。”
劇組對演員的選擇非常理想
不過,《長津湖》畢竟是一部劇情片,而不是紀錄片。在王樹增看來,藝術加工是必要的,“電影必須有藝術加工,需要區分開藝術電影和紀錄片、軍事片、軍教片這類影片的差別,這是兩個美學范疇。如果把兩者混為一種創作原則和美學范疇,會帶來很多問題。”
就拿經典影片《上甘嶺》等來舉例,它們的歷史背景是真實的。在上甘嶺那塊土地上,發生過一次慘烈的戰斗,這一定是要真實的。“但在藝術影片的整個人物和情節的設置中,必須適當遵循虛構的原則,不然的話它就不叫藝術電影了。”
影片由吳京、易烊千璽、朱亞文、李晨等主演,王樹增和他們接觸過,覺得這次劇組在演員的選擇上非常理想,“演員一定得是滿滿的正能量、滿滿的陽剛之氣,而且要受到廣大人民群眾喜愛。我接觸過《長津湖》的演員們,我很喜歡他們。”
對于像《長津湖》這樣的鴻篇巨制,有些軍事迷喜歡用考證的方式來看待這部影片。王樹增認為,這些軍事迷之所以較真,是因為對我們的民族歷史有相當的感情,但不管如何,爭論還是要有一定的限度,要區分“學術爭論”和“藝術爭論”之間的界限,“包括《長津湖》在內的眾多影片,即便要有爭論,也應該是爭論這個影片有沒有反映出我軍當時的精神狀態,而不是‘不對,那個山頭我們那天就沒上去過’。”
王樹增有50年的軍齡,他的老部隊就是從上甘嶺下來的。“我的老首長和我入伍時候的那些老兵們,都是我的偶像。我之所以崇拜他們,就是因為作為一個軍人,要為榮譽而戰。當我們民族危機的時候,我們要用我們的勝利,來回報人民的養育之恩,這是我作為一個老軍人的心里話”。
總監制黃建新
中國“工業電影”收獲成功經驗
對于《長津湖》的總監制黃建新來說,拍攝電影《長津湖》,對于展現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偉大精神,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那時候我們的武器裝備,距離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有巨大的差距。我們能打贏這場仗,就是靠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值得我們用一部電影來謳歌。”
制作難度超乎了所有人預估
《長津湖》中的“第七穿插連”戰士們展現出來的,就是強大的凝聚力,“戰士們在那么艱難的情況下,在超出體能極限、沒有吃的、衣服不夠、彈藥不足的情況下,面臨數倍于自己的敵人和強大武器,打到只剩最后一人還要打,這就是我們要宣揚的精神,我們需要這樣的精神。”
黃建新告訴記者,長津湖戰役中涌現出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片中的‘第七穿插連’是虛構的,畢竟《長津湖》是故事片,如果太過寫實,很難寫得下去。”盡管如此,影片在故事背景的設置上參考了許多方面,因為長津湖戰役是一個巨大的戰役,除了大家熟知的消滅“北極熊團”外,還有很多別的戰斗,包括戰斗英雄楊根思抱著炸藥包沖向敵軍;還有后來的“冰雕連”,“這些組合起來,才是長津湖戰役的規模。”
“這次《長津湖》的制作難度,超乎了我們的預估,也超出了我的經驗。”已經在電影圈浸淫40多年的黃建新,依然每天都面臨新的挑戰。“如果按一個組拍,這個戲至少得拍一年半,但我們希望今年能夠上映,所以就開了三個組”。由陳凱歌、徐克、林超賢三位導演聯合拍攝,每人一個組,每組人員最多的時候有2000人,再加上AB組,一共是7個組。作為總監制,黃建新需要協調好這些劇組的拍攝工作,保證拍攝任務的順利完成,工作非常有挑戰性。最多的時候,有六七千人在現場工作,而且大部分都是夜戲,“難度非常大,那就只能努力,大家就拼命去做,努力去完成它。”
《長津湖》中有大量的特效鏡頭需要完成,由于工作量大,導演們只能一邊拍攝,一邊做特效,將近40多家來自全球的特效公司參與了《長津湖》制作,“因為沒有一家公司能打包票完成。”難度最大的,要說是裝備。拍攝時需要大量的武器道具,比如美軍的坦克。黃建新說,“我們自己做了30多輛坦克道具,每輛造價一百多萬元,是真能跑起來的那種,光是這塊就花了幾千萬元。”
電影令人熱血沸騰更愛國
在黃建新看來,這次《長津湖》的集體創作,更像是一次中國“工業電影”的嘗試,“我們把劇本、結構分完以后,在里面做一些細節聯想,在文學階段就把這些事情完成。然后大家分頭去拍,拍完互相去參照,如何銜接自己拍的部分。”
黃建新認為,工業電影講究規矩,不能隨心所欲,它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由一個巨大的體系來保證導演之間的銜接。導演們主要的精力還是放在人物的創作上,“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現在可以按部就班推動。這是中國電影在制作上的一個進步。”
在黃建新看來,戰爭片就得把戰爭拍得真實、殘酷。“拿長津湖戰役來說,它不是一個小小的戰斗,它是有規模的。《長津湖》這次是真正的戰爭片拍法,跟《上甘嶺》《英雄兒女》比較,《長津湖》的規模大得太多了,不在一個等級上。”
關鍵是,《長津湖》中表現的是中國人的情感,“《長津湖》是中國人拍的,包括對待戰爭、和平的態度,對待兄弟姐妹的態度,完全是中國人精神世界里的東西。這樣的電影,好萊塢也沒法拍。”
如何拍出《長津湖》的真實和殘酷呢?黃建新說,首先是要客觀反映雙方在武器上的差距。美軍仁川登陸的時候就有航母了,而我們國家2012年才有航母“遼寧艦”,中間差了六十多年;那個時候“聯合國軍”就已經武裝到牙齒了,而我軍很多戰士還背的是從日本人手里繳獲的“三八大蓋”,“但就在這樣的裝備差距之下,我軍還是毅然入朝作戰打擊侵略者。只有把這種差距客觀地表現出來,才會覺得志愿軍戰士們的精神是偉大的。”
此外,《長津湖》中出現的戰斗都是近距離作戰。志愿軍靠敵機不能大規模夜間行動的時機,逼上去打,把敵人擊垮。
“看完《長津湖》,一定會讓你熱血沸騰,更愛這個國家。”黃建新這樣說道。記者 王金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