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題材劇《幸福到萬家》葆有鄭曉龍導演作品的一貫風格，但這部劇在不少維度上又作出了新的嘗試與探索。其創作的核心主旨是在鄉村振興戰略這一時代語境下，以新的鄉村敘事視角來描摹新的鄉村生活圖景，詮釋新的鄉村發展理念。
與不少農村扶貧題材劇將敘事重心置于如何發展經濟脫貧致富有所不同，《幸福到萬家》敏銳地捕捉住了一度被經濟高速發展所遮蔽，但又必須為人所正視和重視的那些社會問題，并將關注視角從經濟扶貧挪轉到了精神脫貧、文化脫貧。這種直面精神在第一集中就通過強戲劇沖突得以表現，何幸福嫁到萬家莊，婚禮上妹妹何幸運遭村支書萬善堂兒子萬傳家以鬧婚之名非禮，幸福為此誓要討個說法。然而，她的這一“秋菊式”訴求在家庭和鄉鄰中都得不到支持，在周圍人看來，鬧婚是沿襲多年的婚慶鄉俗，不必較真。不同觀念、思維產生沖突的背后實則是鄉村文化與法治文明之間的矛盾。
讓人欣慰的是，幸福以百折不撓的精神最終讓村支書認識到錯誤，禁止了鬧婚習俗。事實上，沉疴舊習之破冰正是需要“外來者”，或者說一種新觀念、新作風的進入，死水起微瀾的關鍵也在于有著像幸福這種敢于質疑權威、勇于打破陋俗的新一代青年。《幸福到萬家》主創巧妙地借助藝術再造的沖突事件和情節走向，在提供故事消費和藝術審美的同時表現“推進移風易俗，弘揚時代新風”這一深層主旨。
《幸福到萬家》在敘事表意上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將對社會問題轉化為藝術表達的自覺。劇中另一起沖突源于鄉里建設保健品廠帶來環境污染，危害人身健康，最終幸福依靠法律的力量維護了自身權益和公平正義。不論是抵制污染還是打破舊俗都可以被視為對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的再思考，是對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法治文明、生態文明關系的理性審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幸福到萬家》試圖回應的時代之問是：在日益富裕起來之后，精神如何躍升，生態如何優化，公平又如何保障。
幸福、慶來夫婦轉至城市發展的戲份糅合了職場劇元素、青春化敘事風格與勵志色彩，以契合年輕觀眾的觀劇心理。幸福在一家律師事務所打工，有意識地自學起法律知識，這一方面帶出女性自我成長的敘事線索，另一方面亦在幸福從自發到自覺的意識進階中將“法治”這一母題予以延續和深化。面對城與鄉這組永恒的關系，《幸福到萬家》并沒有選擇讓兩者形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
鄉村確有落后于時代的一面，然而它也同樣有著都市生活中日漸稀少的淳樸人情與互助精神。村支書萬善堂屢遭幸福挑戰其權威，但在幸福早產大出血之時，他召集鄉親們踴躍獻血，助她渡過難關。幸福對城、鄉的態度同樣復雜而真實，她既看到鄉俗之弊，又不贊同妹妹讀了大學后厚城薄鄉、重利輕義的心態；她既可以在離鄉到城市打拼時，靠勤勞與智慧融入新的環境，提升自身知識與能力，又不失傳統家庭觀念，在返鄉后白手起家開辦民宿，振興鄉村旅游經濟。不難看出，雖然不乏城鄉文化沖突的細節，但在這部劇中城市與鄉村各有優缺，漸為一體，是既存差異、沖突，又有互動、互哺的新型關系。
《幸福到萬家》在人物塑造上采用點面結合的手法，即以幸福這一人物為圓心，再合理、有序地編織起她的家庭、社會關系圈。作為中心人物的幸福擔起結構情節敘事、傳遞精神主旨的核心功能，萬善堂、幸運等人的群像塑造則從不同側面來比照、映襯幸福的所思、所言與所行，借助不同人物各自相異的前史背景、性格特征和思維觀念來形成多元沖撞，并在沖突中辯理，在辯理中明理。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幸福身上所具有的優良品質，如善良、正直、實干、擔當等一一為人所知，為人所敬，并逐漸成長為新農村建設的中堅力量。
“幸福到萬家”這一劇名有著顯見的象征色彩，它不僅僅是指幸福嫁到萬家莊這一表層情節，更通過幸福經過自我奮斗獲取幸福生活的成長故事，形象地勾勒了鄉村發展的進路：個體帶動群體，觀念引領行動，逐步推動深化法治建設、保護生態環境等現代理念、文明意識在萬千鄉村家庭的普及和接納，進而讓幸福生活走近千家萬戶。
《幸福到萬家》以真摯的態度、細膩的筆觸傳遞出以人民為中心、健康向上的價值導向，從問題現實主義入手，以溫暖現實主義收束，內里蘊藏著一份人文關懷。這部劇的主創在主題變奏、敘事策略和人物刻畫等方面探索了新的思路，也昭示了這一類型劇集更為寬廣的創作空間。（文章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中國電影的空間生產與文化表征研究〔1978—2020〕”階段性成果，作者：葉航，系北京電影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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