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黃建新完成了電影《錯位》：一個原本為應付無聊工作而被創造出的“機器人”，隨著時間推移擁有了自己的個性，甚至插手“主人”的生活試圖取而代之……在30多年之前選擇用影像探討尚未被廣泛認知的人工智能概念，他的這次創作有著可以被定義為先鋒的時代精神。

　　有趣的是，當時間來到2023年，人工智能早已不再是某種前瞻性的想象，而是全面進入并影響著我們的世界。

　　　　《錯位》也在此時完成了它最恰逢其時的“歸位”。與大部分比這部電影更年輕的觀眾進行交流，讓黃建新感覺很奇妙，“我其實挺緊張的，隨著年紀增長，人肯定會變得有點遲鈍，但我不想停下來，還是想往前走。”　　電影自然也不例外。本屆平遙國際電影展，“AI”通過各種方式加入到創作與討論之中：由人工智能繪制的影展海報；開幕式上，費穆、卓別林等“大師”在科技加持下“親口”向年輕觀眾闡述創作理念；電影人圍繞AI接下來會怎樣改變行業提出各自明確的觀點……

　　“Keep Rolling”，不停向前。這也是黃建新這場大師班確定下的核心主題。除了由展映影片《錯位》引出過去先鋒的創作，如今成功變換更多身份，成為行業“金牌監制”的黃建新也還暢談了關于當下行業、市場發展模式的理解，以及作為最早一批關注人工智能的創作者，對于AI與電影未來交互的想象。

　　沿著過去—現在—未來這條“不停向前”時間坐標，我們整理了黃建新關于探索的成功與失敗、新主流類型創作，AI將如何改變電影的思考與答案。

　　（以下內容根據黃建新自述整理）

　　過去

　　寧肯在探索中失敗，不在經驗中茍活

　　《錯位》在疫情的3年里，又一次在網絡上被“炒”起來。包括身邊的朋友也問我，你那時候怎么會有一個AI的概念？我說沒有，我拍的是荒誕喜劇。之后有人把我送審報告里填的內容翻了出來，說“你自己寫了某某某做了一個智能機器人，替他開會”，其實我都忘了。

　　在這之前，我本來準備拍一個故事是講住房問題的。后來我跟很好的編劇朋友一起討論了一個多星期，又寫了兩個星期，《錯位》就準備開拍了，所以其實這個電影是一個偶合成功的電影。

　　我是個從小腦子里就愛亂想的人，拍《錯位》的時候，我自然想做個自己喜歡的東西。工程我不懂，比如像美國科幻片拆開無數的電路等等這些，我們做不了，就想用荒誕性跳過科技邏輯，只寫我們實際的靈魂和真實的人，用最真實部分和最虛假的部分對立，表現出人格分裂或者被異化的矛盾中的故事。

　　當時我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口號是“寧肯在探索中失敗，不在經驗中茍活”，就貼在我們辦公室里。我們那一代人，對生存和工作有一種本能的珍貴，拿到一個工作不管你干啥，先把它干好，否則自己養活不了自己。

　　第五代導演在那時受到了國際影評人的注意。那時候參加國際電影節最大的受益是不停的看電影，這個電影節結束就買經濟艙機票飛到下一個再去看，不停的看，不停的交流，不停的學習。大家是互相促進的，有時候你的開悟不是系統學了多少，而是某一句話激活了你多少年的積累。電影就是做交流產品，而我大概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成長起來。

　　現在

　　不夠藝術家的位置，我是一個匠人

　　我是拍文藝片出來的，我發現文藝片的導演們容易批評商業片的導演，但商業片的導演很少批評文藝片的導演。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是兩個系統的東西，正因為這兩個系統同時存在，電影才豐富多彩。

　　我后來一直想做中國的市場電影，這么多年我覺得還是有了一點點成績，這不是我個人的，而是大家慢慢接受了這個觀點，共同努力。

　　最早其實沒有人想要我這個監制。監制應該起到什么作用？第一任務是保護導演，你要建立一堵墻，現在電影越來越多的多方投資，有一些是專業投資公司，很多不是，如果每個人都去跟導演談想法，那導演還要拍戲嗎？所以監制要擋在前面。

　　第二是規劃好從頭到尾電影流程，使導演們永遠在他的位置上。我們現在的導演有點壓力太大，啥都得管。單純性是藝術最寶貴心理動機，所以制片團隊、監制都要完成你的第一任務，就是保護創作，而不是干涉。

　　這么多年的經驗積累下來，我為什么還是喜歡做監制這件事？我一直認為我不夠藝術家的位置，但我是一個很好的匠人，我很擅長學東西。

　　轉到商業的方向，我們發現電影最容易讓觀眾接受的形態是感性形態。做電影這個很重要，你的情節段落是不是能夠從感性上激活觀眾心底（的情感）很重要，我們還是從世界電影學到了很多東西。

　　比如我們復盤過《長津湖》。我是編劇之一，我們有很多問題，它倉促、幾個導演拍、風格銜接難度很大。但是《長津湖》解決了一個戰爭片一直沒能解決的問題，就是“追隨”。

　　觀眾在電影院里看電影，他的心要追隨某個東西而行，這點大家一定要記住。《長津湖》寫了第九兵團里面的一個連的死亡史。開頭陳凱歌導演拍的部分就需要觀眾喜歡上這批人，觀眾喜歡，他們就會追隨這六個人，直到最后犧牲只活下來一個。人物也是商業電影核心，要有更通俗的情感，把大眾的共鳴寫進我們的角色，放到大的背景里去跟隨。

　　藝術電影有時候感性的點比較高，大部分人跟不上。你不能在電影院里將觀眾必須具備什么樣的知識作為前提去拍電影，如果這樣的話你的電影受眾太窄了。

　　比如謝晉導演，曾有人說他的作品過時了。但這一兩年，他在豆瓣里有好幾部作品突破了9分。這是因為他的故事講的好，故事里面講了人類的理想，講了人文的基本架構。這是歷史長河對本質問題的評價，本質問題歷史越長越看得清楚，相反時髦的東西都是短的，但時髦的東西也會改變一代人的風貌，這是我的經驗。

　　未來

　　AI將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群體觀影需求無可替代

　　我對科幻是有一些好奇的。比如這一次平遙說到關于AI的討論，我的直覺告訴我，中國電影面臨了一次巨大的挑戰。就像在默片年代卓別林是至高無上的，所以有聲電影發明以后他拒絕拍攝。但替代是必然的，AI出現帶來的變化也是這樣。

　　我最近看了關于人工智能的書。在我的理解里，科學家已經給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定義，我們知道電腦程序會發出指令，這個詞告訴我們電腦是你的工具，但是在AI的面前，科學家說是對話，什么叫對話？智能之間的平等交融叫對話。我個人認為，AI不是工具而是交朋友。

　　有科學家得出了所謂“篩子”理論：AI系統的閱讀速度和智商是人類的一千倍到一萬倍之間，假如它閱讀了賈樟柯導演的風格還有其他導演一千部、一萬部作品，或許它還無法出入自如，但在“過篩”后對內容進行重新儲藏和梳理，它的知識系統將是一個多人的綜合體。

　　AI還可能帶來什么樣的壓力？我看到了它在虛擬空間中的再造能力。未來，可能只需要幾個具有想象力的人加上技術保障團隊就可以和AI合作完成一部電影。從這個意義上講，AI會給電影帶來翻天覆地質的變化。

　　電影為什么比較敏感，因為電影和技術發展特別密切，全世界最先進的東西永遠都跟電影發生著關系。但觀眾（走進影院的）觀影需求是很難被替代的。場域里的情緒傳染就是電影的魅力，目前還沒有東西可以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