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因被要求強制拆遷，河南省鄭州市中牟縣群眾史國旗多次向法院起訴，但訴訟請求要么被駁回，要么根本不被立案受理。史國旗找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長說理，得到的答復是“拆遷案子法院不立案是中國特色”，并建議“去找信訪局”。

　　史國旗遭遇的“拆遷不立案”，只是當下“立案難”問題的典型案例。早在10年前，某省就曾發布“180號文件”，明確規定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等13類“敏感”案件法院不受理；2011年有報道稱某省一基層法院拒絕對一些勞動爭議立案，原因是省高院曾發布一份“內部文件”。這些還是有白紙黑字可查的不立案，其他種種阻撓立案、侵犯當事人正當訴權的情形，應該還有不少。

　　在現實中，很多基層法院既不依法受理所謂的“敏感”案件，也不依法出具不予受理案件的裁定，只是口頭通知當事人取回起訴材料。史國旗遇到的就是這種情形——除了“拆遷不立案”的回復，法院沒有出具任何不予受理的裁定書。這意味著，史國旗連上訴的機會也被剝奪了。

　　法庭本是解決矛盾的地方，但個別法院卻常常不讓百姓到法庭上解決矛盾，而是把他們退給信訪局，甚至推上街頭。究其原因，關鍵還在于受到當地的壓力。最典型的例子是，只要涉及地方利益的環保、拆遷等“敏感”案件，就高高掛起，這其實也是一種違法。

　　“立案難”的結果是，很多本應在正規司法渠道中解決的案件，被推到了上訪渠道中。這會導致“信訪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問題，也會派生截訪、黑保安等亂象。今年1月，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推進信訪工作改革，將涉法涉訴信訪與普通信訪區別開來，重新置于司法解決途徑當中。這是一個清晰的信號，它要求法院有所擔當，敢于受理“敏感”案件，讓矛盾在法庭上解決。

　　其實，關于基層法院類似“不立案”的影響，司法機關已引起重視。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依法保護行政訴訟當事人訴權的意見》中已有明確表述——“只有暢通行政訴訟渠道，才能引導人民群眾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增進人民群眾與政府之間的理解與信任。訴訟渠道不暢，必然導致上訪增多，非理性行為加劇。”

　　因此，從最高法到普通公民都對通過司法解決社會矛盾達成了高度共識，有關部門也已定下了涉法涉訴信訪回歸司法渠道解決的基調，相應的制度措施就應跟上。要通過制度保障法院的正常執法，杜絕以言代法、以權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