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路中國

　　就在上海飛往日本北海道的飛機上，伊恩認識了中國妻子余燕伶。并于一年后，來到中國上班，“在蘇州做一名外教。”

　　此時的伊恩，已從碟片中學會多首紅歌，中文說得也是“頂呱呱”，除了還帶點英式的口音之外，基本可吐字清晰。“我妻子不反對我唱，也不支持我唱，她也從來不教我唱紅歌，她就覺得這是我的自由。”伊恩說，“我的中文也不是她教我的。”

　　反倒是為了提高余燕伶的英文能力，他們倆在家時，基本用英語交流。“出了這個門，我就只能用中文了。”

　　來到中國兩個月后，伊恩學會的紅歌派上了用場。當時，學校里組織了“外國人展示中國文化”的活動，有人推薦了伊恩。“平常沒事，我就喜歡哼哼紅歌，被同事聽到了，就覺得，嗯，我可以去參加。”

　　在這次活動中，伊恩以一首《社會主義好》獲得了最具人氣獎。但此時的他，僅僅只是把紅歌作為一種愛好而已。

　　這一唱，奠定他一首《社會主義好》唱全國的基礎。不多久，學校領導讓他去參加一個飯局，并讓他在飯局上再次表演《社會主義好》。伊恩沒有多想，當場拒絕。

　　回想起來，伊恩覺得，這個拒絕，是他在中國犯的“第一個政治錯誤”。伊恩說，如果可以重來的話，他一定會選擇去參加這個飯局。他覺得，就是因為沒有去參加這個飯局，讓他在中國獲得認可的時間推遲了好幾年，從而錯過了很多賺錢的機會。

　　如今伊恩吃透了中國。“領導就喜歡面子，邀請了都不去，肯定不高興，領導都不高興了，那還怎么混。”他的書柜里，有一本紅色小本子，書名為“小毛與南子”。書中都是解釋各種中國特色的用語。比如，對“沒有”的解釋，共有6種。“從這本書中，學如何跟中國人打交道，根據他們說話的語氣判定那個詞語的真正意思。”

　　2007年1月，幾經輾轉，伊恩來到三亞，在一家酒店任職。在這座城市，他第一次重新定義了紅歌。同一年，薄熙來由商務部長調任重慶市委書記。日后，他在這座城市掀起了中國唱紅的第三波高潮。

　　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一次，伊恩和妻子余燕伶回家的路上，在一個公交車站，看到了三亞市舉辦紅歌比賽的通知。憑著喜好，伊恩也想報名參加?？蓻]想，當他看到這個通知的時候，截止時間已過去兩個小時。但伊恩還是記下了通知上留下的QQ號。

　　伊恩想爭取一下。卻沒想到，這個負責報名的人，是余燕伶曾經的學生。就這樣，伊恩順利通過報名。

　　在此次紅歌比賽中，伊恩拿到了第四名。“我成了整個三亞的驕傲了，很多旁邊的人都認得我了，跟我打招呼。”

　　伊恩發現，此前兩年努力想融入的社會，還不如他唱一首紅歌有效果。他突然領悟，紅歌才是他融入中國的最好、最快的方式。盡管還獲得了400塊錢的獎金，但此時的伊恩沒有想到靠紅歌來生存。

　　伊恩知道，他應該到更大的舞臺上去唱紅歌。在朋友的建議下，他瞄準了江西衛視2006年開始舉辦的《中國紅歌會》。

　　在這個舞臺上，伊恩第二次定義了紅歌的價值。此時的他意識到，唱紅歌原來可以轉化為經濟收入。“在酒店一個月一萬多塊錢，唱紅歌比酒店的收入還強。”

　　伊恩便把三亞酒店的工作辭掉，專心唱起了紅歌。伊恩說，在此之前，他沒有經過任何聲樂的訓練，但小時候，在英國時，就有人夸他歌唱得不錯。

　　雖然融入中國的方式多少令伊恩有些意外，但他極其享受這種“眾星捧月”的感覺。這種名譽是此前在無數中國唱紅歌的外國人中為數不多的。

　　但不管如何，他的英國身份，多少令他對所遭遇的某些中國特色十分討厭，“道德自律性太差了。”

　　這個論調似乎很像他不喜歡的撒切爾夫人說的。撒切爾夫人認為，社會主義對人類文明的真正威脅是道德的威脅。

　　從伊恩家里往三亞市區，有9路公交車。一般沒有特別急的事情，伊恩都是坐公交出行。他不想汽車尾氣把三亞搞得太糟糕了。伊恩剛到三亞時，整個城市就3個紅綠燈，而現在，不管修多少路，好像都始終滿足不了爬行的車子。

　　在半個多小時的車程里，伊恩差點被擠倒3次。他苦笑著說，這就是中國特色。

　　他說，在英國，公車不會擠這么多人。

　　紅歌夢

　　進入中國紅歌會后，伊恩有意識地用紅歌系統性地包裝自己。比如，去定制紅軍服，讓自己看起來更像一個紅軍戰士。“大家會覺得我很愿意主動融入中國文化，他們就會覺得小伙子不錯。”

　　而這其中的代表，是伊恩的丈母娘。她剛開始不同意女兒余燕伶和伊恩的婚事，“一開始心里很忐忑，通過了解，特別是他唱紅歌后，女兒跟著他就讓我更加放心。”丈母娘在達人秀的舞臺上說。

　　伊恩覺得，紅歌之所以能在中國出現第三波高潮，是因為有人需要它。“喚起大家的記憶，時刻強化一種感恩的心態。”

　　伊恩很清楚，他之所以在紅歌會受到歡迎，并不是他唱得多好聽。“他們不是過來聽我唱歌的，是過來看我唱歌的。”

　　伊恩的身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對于中國觀眾而言，伊恩作為紅歌里曾經批判的帝國主義的一分子，站在舞臺上，那種諷刺感，在戲劇性之外，更讓他們增強了國人身份的一種自豪感。

　　在眾多粉絲里，經歷過“文革”的那一代人占了絕大多數，稍年輕的一代似乎對伊恩沒有多大興趣。“紅歌是他們的一種記憶，也是他們那時候的一種生活方式，在老了的時候，需要一種方式去懷念。”

　　最終，伊恩獲得了中國紅歌會的第5名。他很滿意這個結果，他知道，“這就是一種政治安排，一場秀。”他認為，一個外國人唱中國紅歌得了第一，說出去就會是一個笑話，很多人在情緒上接受不了。但也不會讓他名次太靠后，畢竟需要靠他的身份來強調某種意義。

　　紅歌影響伊恩，他第三次定義了紅歌的價值。唱紅歌走紅后，他很快在中國獲得了名譽之外的政治資本。這種政治認可，讓他成為了江西及九江的旅游大使，同時也接到了來自全國很多城市的演出邀請。

　　最火的時候，伊恩在南昌一個小劇場演出，每場10分鐘左右，可以拿到一千多塊錢。而此時的伊恩，已志不在唱了。

　　“通過唱紅歌，得到領導人的認可，跟政府打交道起來就很容易。”伊恩說。

　　伊恩不太愿意說明紅歌到底給自己帶來了多少具體收入。但他承認，紅歌讓他在英國很體面地舉辦了一次婚禮，也大大改善了他的生活。英國媒體報道，伊恩在演出中，最高可以拿到5萬塊錢一場的報酬。他認為這是在胡說，“偶爾有一次拿到了，并不是每一次都拿得到。”

　　伊恩的紅歌會結束了，但他知道，他不能停止在公眾面前的曝光率。在中國達人秀導演組的三次邀請下，伊恩欣然應允。

　　在上海的一次表演中，伊恩穿著紅軍裝，扭著秧歌，手拿紅色的《毛澤東選集》，唱完了《社會主義好》。事后，伊恩承認，《毛澤東選集》里面夾了很多歌詞。

　　當時的評委周立波評價伊恩，“真像是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同樣是評委的伊能靜則問道，“這是一個很好的秀，但算什么達人呢？紅歌達人嗎？”

　　結果是，3個評委當中，伊能靜給了伊恩一個NO。但紅歌達人從此就成了伊恩的標簽。上海某區甚至還想讓伊恩做他們的公益廣告代言人。“意思是紅歌達人教你做什么什么一類的。”

　　但電視臺播出來的結果跟伊恩在現場錄制的結果卻不一樣。伊恩說，在現場時，3個評委都給了他YES。當時，他打電話去跟中國達人秀的導演組溝通，想問清楚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復是，“這個沒關系，是為了讓觀眾對你更加好奇。”

　　伊恩也沒過于較真，他清楚，這只是一場秀，只要領導看到高興就好了。但這些卻令余燕伶感到不滿，她覺得伊恩來到中國后，把他身上所有的規則都改變了。

　　通過中國達人秀，伊恩說出了他想“把紅歌唱遍全中國的夢想”。伊恩說，就在我采訪他的第二天，三亞電視臺的記者找到他，希望他出來談談中國夢。“不知道唱紅歌算不算中國夢？”

　　伊恩也說不清楚，這個夢到底是他自己心里想的，還是達人秀導演組給他編的。他惟一清楚的是，為了表演效果，他必須這么說。他還把這個夢帶到了現實生活中，面對媒體，他總是不停地重復強調這個夢。

　　為了秀的表演，伊恩最終把這個夢變成了一種身份認同。但這個夢，隨著重慶紅歌的落幕，變得飄渺。最明顯的變化就是伊恩在此前后兩次去重慶演出。

　　重慶紅歌落幕前，伊恩被重慶一個縣城邀請過去唱紅歌，受到了當地領導的高規格接待。甚至有公司想跟他簽約，在重慶辦些小型紅歌會。但當重慶紅歌落幕后，伊恩再去重慶時，邀請方不允許他唱紅歌，而是臨時讓他唱阿黛爾的歌?？赡菚r的伊恩連阿黛爾是誰都不知道，只好作罷。

　　隨之而來，是各地取消跟他約好的紅歌演出。最明顯的一次就是《我要上春晚》節目組。十八大前，《我要上春晚》邀請伊恩參加，伊恩爽快答應。“我知道沒什么希望，但還是希望上去宣傳一下自己。”

　　但最終，伊恩失去了這次機會。“我打電話過去問，給我的回話就是不知道結果是怎么樣，就不讓我參加了。”

　　伊恩不知道紅歌還會不會允許唱下去。如果允許的話，他想到西藏、新疆等邊區去唱。 “有紅歌的任務，準備隨時為黨唱歌。”他說，“我最大的客戶就是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