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溯源:從“天人相應”到龍舟競渡
傳統文化認為,人類是大自然所化生。《易傳·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自然要相互適應,相互協調。
“節”是天地時氣的交合之處,是“天”“地”日月的節奏,那么,也應當是“人”的節奏,是連通自然節律與人生節律的“節點”。大自然有陰陽,人也要講究陰陽的消長平衡。按“天人相應”的精神,人體也應適應大自然的節律。
中國傳統節日便在這“天人協調”的主導觀念中氤氳化育而成。
鄰近夏至,白晝在一年中達到最長。這日陽氣最旺,陽極會傷身,需要避毒。《禮記·月令》說:“仲夏,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仲夏天氣日益濕熱,又值汛期,百蟲和細菌繁殖快,疫病易生,人們需要一個全民的迎夏“衛生防疫節”端午節。
在古代物質條件下,端午節人們會灑掃庭院、鏟除蟲菌孳生地,用雄黃水、雄黃酒消毒,佩戴防疫健體的各種香囊荷包,採集各種藥材備用,燒藥草湯洗浴……
富有民俗特征的還有“艾虎”和“蒲劍”。艾,入中藥可以祛寒濕,干艾搓成繩點燃可以驅蚊蠅,艾絨做成炙條可以治病。將艾葉剪為虎形,或將艾葉貼在虎形彩紙上,就叫“艾虎”,人們佩戴或張掛,祈以避邪驅瘴。蒲,即菖蒲,含揮發性芳香油,葉子中間有脊線,狀如寶劍,用菖蒲作劍,或插或貼于門楣。“蒲劍”可以散發芳香,清除污濁空氣,還可通竅醒腦,驅趕飛蟲。這些都是利用自然資源防疫防病。
注入屈子精魂
中華傳統節日的規律為“因天人相應而立,孕人文精神而豐”。
傳統節日節俗雖可溯源至原始社會部落某些遺風,例如,清明節前寒食是先民換季改火的遺風,端午節的龍舟與水網地區先民(如吳越族群)對龍圖騰的崇拜和祭祀有關。然而,風俗一旦形成,便有其自身的生命流程,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隨環境變遷而不斷發展變化。后人往往模糊了先民的意圖,據自己的時代意識和地域特征,作出合乎己身的解說和發展。
因地域有異,各地區“解說”往往與本地先賢掛鉤。如端午節的“龍舟竟渡”和“包粽子”,楚人掛上屈原,吳人掛上伍子胥,越人掛上越王勾踐或孝女曹娥,湘西和桂林等地掛上伏波將軍馬援……傳統美德和高尚人格在節日習俗中得以傳揚。
經過歷代的選擇,屈原越來越突出出來,甚至被說成是端午節“起源”。縱然不是“起源”,但中國人民選擇屈原有豐富的人文內涵。
屈原是中華民族一位偉大詩人,以自身高潔人格譜寫了偉大詩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憂國憂民,不僅“太息”,而且“掩涕”,愛得深沉!這就是愛國精神。“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追求真理,矢志不移,求索不懈。“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堅持高潔的人格,不與卑鄙者同流合污,不受惡濁世風習染,堅守節操,寧死不污,身殉理想,九死不悔。
這樣的詩句千年傳頌,融入在節日的習俗中,參與鑄造著中華兒女的民族性格。
既是詩人節又是體育日
屈原精神成了端午節的“節魂”,因此,端午節又稱為“詩人節”。端午節前后,報刊、網絡等媒體涌現出許多好詩歌。為繼承端午節的優良傳統,發揚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我們舉辦各種層次、各種規模的“端午詩歌朗誦會”、“端午詩歌大賽”,既合傳統又合時宜。
端午之另一項重要習俗劃龍舟,由遠古龍圖騰而來,又演繹出追悼屈原的文化意義,在水網區域形成盛大的娛樂競技活動。代表各鄉、村、單位的龍舟間開展競賽,成千上萬的群眾沿水吶喊助威……群眾的熱情得到極大調動,集體榮譽感得到極大激發,齊心協力、奮勇爭先、拼搏向上的昂揚精神得到彰顯。
端午節逐步成為了“龍舟節”、“民俗體育節”。
又一個端午節來臨,華夏大地艾熏又起,粽子日盛,龍舟競渡開展在全國各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須有中華文化之復興,中華傳統節日是中華文化的結晶和載體,是生活狀態的中華文化。在歡度節日的同時,我們正感受中華文化的滋養,分享傳統習俗帶給我們的快樂。(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