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額利益驅使下的跨國隱蔽式行賄

　　回顧過往，GSK公司在中國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經過20多年的深耕，GSK中國才得以在大陸市場收獲頗豐，旗下以新康泰克、芬必得、百多邦等為代表的知名藥品早已家喻戶曉。

　　然而，就是這樣一家擁有強大研發實力和雄厚資本的跨國藥企也會染指商業賄賂。事實證明，跨國巨頭之所以敢棄百年聲譽不顧而行賄，關鍵在于巨大的商業利益誘惑。

　　據報道，目前三甲醫院使用的藥品近五成為外資品牌，進口藥已經占到了國內市場的一半以上。同時，這些號稱高療效的進口藥品也在價格上保持了“高姿態”，包括GSK中國在內的進口藥品口岸價格一般與醫院最終中標價相差幾倍甚至十倍之多，這其中除了運輸成本和正常的支出外，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商業賄賂。由此，外資藥企事半功倍地打開了國內市場大門，并輕松維系了高價戰略，而廣大病患卻不得不為這些賄賂成本買單。

　　更關鍵的是，外資藥企通過行賄，取得了較為強勢的市場地位。這可能封殺國內中小藥企的生存空間，壓制后者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長此以往，市場價值規律將無法正常發揮作用，市場交易秩序必然受損，商業賄賂之風亟待得到遏制。

　　與國內部分醫藥企業赤裸裸的現金賄賂行為相比，以GSK中國為代表的跨國企業所采取的行賄方式更加隱蔽。他們通常采取出國開會、贊助學術活動等利益輸送方式推廣藥品。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已經頒布或正在完善相關反腐敗、反商業賄賂法律。其中，影響最為廣泛的當屬美國政府在1977年頒布的《反海外腐敗法》(英文簡稱“FCPA”)。作為世界各國中首部針對出于商業目的賄賂外國政府行為的全面禁令，這部法案對于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的經營手法有著非常嚴格的規管，例如，它規定商業送禮的價值不得超過50美元等。由于該法強調動機意圖，它不要求腐敗行為已經實現，只要提出或許諾腐敗支付，就已經視為違法。除了罰款額驚人外，還有可能面臨高達20年監禁。但同時，美國法律也規定，主動自首者通常可以獲得刑罰減免。

　　表面看來，類似的法律確實起到了警戒作用。以GSK中國為例，總公司對銷售部門可用于送禮的范疇規定相當嚴格。財務總監金人芳將其歸納為“春花秋月”——春夏季節可以送客戶鮮花、水果，秋冬季節可以送月餅之類的中國特色食品，如果所需禮品超過這個范疇，則要走相當繁瑣的行政審批程序。

　　然而，如此嚴格的反腐敗法案和近乎苛刻的禮品范疇，都未能阻止跨國企業屢屢鋌而走險。

　　不止在中國，美國司法部數據也顯示，2003年到2007年間，西門子醫療集團支付了約1440萬美元的賄賂款，向美國5家醫院行賄，從而獲得2.95億美元的醫療設備訂單；

　　2012年8月7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披露，全球最大制藥企業輝瑞制藥在包括中國在內的8個國家，向當地官員以及醫生和醫護人員等國有單位公職人員行賄。

　　無獨有偶。在GSK中國的過往歷史中，“商業賄賂”也頻頻出現——此前，GSK中國曾在美國、新西蘭、意大利等有過商業賄賂等行為，被處以重罰；2012年7月，GSK中國公司同意向美國司法部支付30億美元的罰金，用于為有關不當營銷抗抑郁藥物Paxil和Wellbutrin,以及未能提供有關糖尿病藥物文迪雅安全數據等相關指控達成和解。

　　部分業內人士認為，此次國內公安機關的主動介入，已透露出監管力度的收緊之勢。一些媒體的評論更明確指出，希望公安部主動調查葛蘭素史克能成為國內打擊商業賄賂的一道標桿。

　　盡管如此，打擊商業賄賂的步伐仍需邁得更大、走得更堅實。在全社會培育廉潔理念的同時，相關管理部門是否也應考慮對行業運行機制進行監管，對諸如“以藥養醫”等不合理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革新，以此從利益根源上切斷商業賄賂的沖動。(王文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