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在發起這個教學改革項目之前，何家弘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以建言者的姿態出現在公共輿論里。他曾高頻度地“對中國的反腐敗問題發表意見”，并試圖推進官員財產公示制度。2009年，在我國“東南”的浙江省慈溪市開始實行“廉情公示”制度，而在我國“西北”的新疆阿勒泰地區也完成了1054名縣級干部的“財產公示”，這一度被這位文字優雅的法學家稱為“東南西北通往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曙光”。

　　“后來發現說來說去只是說說而已，有一點灰心，從我個人來講，覺得算了，別老到處亂說了，還是回學校老老實實教書吧。”何家弘回憶起自己創辦“反貪碩士班”時的心境，他覺得，既然大環境管不了，起碼“要讓這個班里的正氣壓倒邪氣”。

　　何家弘記得，面試中有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要選擇這個班”，一個學生講，“家里打過官司，覺得在公檢法系統沒有熟人很吃虧，所以很希望能進到這個專業來，以后到檢察院去”。

　　這個回答讓何家弘感到有點難過，后來，他給了這名考生比較低的分數。

　　事實上，從“反貪碩士班”建立之初，何家弘便寄望在其中形成某種制度建設。

　　班長李傳文記得，在當年的開學典禮上，除了何家弘與學生們“約法三章”，法學院院長韓大元也特意強調，“反貪碩士班”的學生絕對不允許利用校外導師的關系替別人說情，否則將會被開除出院。而那場開班儀式的最后一個環節，則是由該班新生抽簽選擇自己的導師，在何家弘看來，只有這樣“才是最公平的”。

　　為了讓“反貪碩士班”接受全校師生的監督，何家弘還建議學生們自己設計班徽并在公共場合佩戴。李傳文記得，當時的候選方案有很多，有人主張用天平代表“反貪碩士班”，也有人提議應該用“顯微鏡”，而最終出爐的班徽則是一枚鑲有金邊的紅色盾牌，上面有一個“偵”字，下面刻著“職務犯罪偵查碩士第一期，2010”的字樣。

　　很快，“反貪碩士班”也擁有了屬于自己的班歌：“長風吹起戰斗的號角，反貪旗幟迎風招展，熱血青年意氣風發，豪邁出發在起跑線……”

　　如果以后做了檢察官，靠刑訊逼供取得口供的算不了本事

　　從進入“反貪碩士班”開始，本科畢業于人大新聞學院的呂凡就有種成了新聞人物的感覺。

　　不少人都曾在微博上@她和她的同學：“這個就是你的那個班嗎？”還常有人神神秘秘地問他們：“你們班到底開什么課啊？”就連找工作資格復審的時候，都有幾個同學曾被面試官問道：“哎，你就是那個‘反貪碩士’班的啊？”

　　事實上，相比于“中國如何反腐敗”這樣的國家大事，他們在學習中更多要將注意力放在如何掌握更專業的反貪技術上。他們既要練習拿著刷子提取固定指紋；也要學會通過微表情識破對方偽裝。時不時地，他們還要與隔壁班的同學來場真刀真槍的電子取證對抗：對手要將賬號或者關鍵證據藏在電子設備里，“反貪碩士班”則要在最短時間內找到被隱藏或被格式化的數據。

　　“目前來看還是贏的多，我們畢竟是系統學習過的，貪官的電腦水平總是要差一些。”該班班主任、副教授劉品新說。

　　他還透露，像電子取證這樣的專業化技術在去基層交流時往往很受歡迎，“他們還去給一線檢察官上過課”。

　　“從這里面你能看出大勢來，都意識到要從重口供向重科學轉型，刑訴法修改已經規定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這就指明了方向。”劉品新將課堂內的改革與中國法治進程勾連起來解釋，“法律已經提出了轉型要求，實務就要更加努力，當偵查能力提高到足夠科學和專業，未來不排除規定沉默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