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訪中，班徽的設計者李鵬鵬告訴記者，在三年的學習中，老師說過的一句話他記得特別清楚：“如果以后做了檢察官，靠刑訊逼供取得口供的算不了本事。”

　　事實上，除了課程本身的特點，社會對于“反貪碩士班”的好奇與關注，相當大程度上也與反貪碩士的官員導師有關。

　　一篇由“反貪碩士班”學生撰寫的校園新聞里曾提及幾堂課的主題，其中包括最高檢反貪總局局長陳連福講授的“當前反腐敗斗爭的形勢和貪污賄賂犯罪的特點”和最高檢反貪總局副局長孫忠誠講授的“反貪辦案工作的風險評估與危機處理”。

　　但除此之外，官員對學生們講了什么往往被視為涉密范疇，這門叫做“職務犯罪偵查實務”的研討課從來不對外班同學開放，就連他們班主任劉品新都從未旁聽過這門課，“比較敏感，不太好意思聽。但側面跟學生聊過兩句，他們反映很不錯，領導給學生講課最輕松，有什么說什么，什么都可以問。”

　　如果我培養的學生里面出現貪官，這個不奇怪

　　曾有媒體報道，一位“反貪碩士”乘坐地鐵，旁邊站著的兩個男生看到手機報里一條關于“反貪碩士班”的新聞，“一通狂批”。結果這位同學忍不住告訴對方：“我就是這個班的學生。”對方愣了一下，用諷刺的語氣回她說，“未來中國就看你們了”。

　　“因為學的東西特殊，就成了所謂的反貪碩士，他們罵我們，又不了解我們。”這個已經畢業的年輕人覺得有時“挺心寒”的。

　　除了外界的好奇，“反貪碩士們”更多要面對的就是輿論壓力。在一條以“反貪碩士畢業”為主題的網絡新聞下，充斥著大量負面評論。“大學畢業去反腐，反誰的腐，老虎還是蒼蠅？”“自己能反自己嗎？經過這種培訓，可能他們貪的水平更高了。”

　　“從我個人來講，我當然也認為更應該治本，我只能說治標是為治本贏得時間。”在何家弘看來，他比很多人都更加了解制度反腐的緊迫性。他告訴記者，在掛職副廳長的那兩年，他下到基層調研最大的感受就是“腐敗的存量包袱太多”，“有的地區和行業，一查就發現拉出來的越來越多，查到哪為止？”

　　事實上，就在“反貪碩士班”的課堂上，“靠技術反腐能走到哪一步”這個問題早就被擺上了臺面。“有要求，就要按照要求來，這些問題客觀存在，也都會提到，但是我們不會說得太具體，因為這個問題不好說，所以我們一般不討論，不解決。”一個任課老師坦率地說：“中國的反貪不是能靠一個人來做的，否則沒查出什么來，自己就犧牲了。”

　　面對同樣的問題，一個在“反貪碩士班”里被公認為最有理想主義氣質的男生這樣回答記者：“我師父還沒教到這一節，我心里也想過，但也只是想想，瞎琢磨，當前還是要干好本職工作，其他的不是我們這個層次想辦就能辦的。”

　　而在所有的評論中，最尖銳的批評是：在未來，這個班的學生里會不會出現貪官？

　　“如果我培養的學生里面出現貪官，這個不奇怪。”何家弘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語氣溫和地補充，“我只能管到學校里的時間，社會的大環境不是我個人能決定的。我的希望是，10年以后他們再來看我，能成為反貪骨干就很好了。我想，如果真的有讓我失望的事情發生的話，大概也是我未必能看到的——10年以內他們還不會到非常高的位置上，要出現一個大貪官起碼要等20年以后。”

　　今年年初，何家弘改寫的第四部小說已經出版——那座腐敗的虛擬城市終于變成了最清廉的城市。

　　“或許只有通過文學，才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夢吧。”他告訴記者，自己準備把這本叫做《無罪貪官》的小說當做禮物，送給那些即將各奔東西的“反貪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