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發布的數據，我國各類精神障礙患者數量在1億人以上，其中有超過1600萬的重性精神病患者。近期，全國各地出現多起精神病人傷人事件，精神病人一時間成為人們的恐懼對象。誰來管理約束精神病人特別是重癥精神病人，是家庭、醫院還是社區，如何避免悲劇再次發生，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專家表示，實際上精神病人肇事肇禍的發生頻率遠小于正常人。

　　問天

　　吃垃圾的瘋子砸死學童

　　去年5月10日中午，懷柔鎮王化村11歲的小鵬在去張各長小學的路上，被同村的王某用石塊敲擊頭部，倒在了路邊。

　　說起當天的慘事，附近村民仍是一臉驚恐。村民楊先生回憶道，“出事時，我正在家里看電視，忽然聽到有警車聲。出門看見一孩子躺在路旁，當時孩子臉上全是血，一動不動。孩子父親趕來后，看了孩子一眼就癱了。”

　　因傷口過深，小鵬當場死亡，最終被急救人員蓋上白布運走。行兇者王某當天被警方抓獲。王某的鄰居表示，王某是村里有名的瘋子，附近人家的門都被他砸過，“他終日穿一身破棉襖，到處撿垃圾吃，你給他吃的他也不要，說怕有毒。不知道他遇到過什么事，他爸活著時好些，前幾年老人一走，他的病就更嚴重了。我們這里大人小孩都不敢搭理他，生怕他犯病。被害死的孩子可能不知道他有病，惹到他了”。對于村里是否有人來管王某，村民說，“誰管他呀，2008年曾被送到精神病院，但過幾個月又放回來了。”

　　“中午，孩子要了幾元錢去買冰棍就再也沒回來。”提起兒子的事，小鵬父親泣不成聲，他告訴記者，數年前他與妻子離婚后，孩子一直由他來帶。“孩子同學告訴我，當時他和好幾個孩子在一塊兒，其他孩子全跑了，他落在后面被那個瘋子拉住了”。

　　小鵬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為還兒子一個公道，小鵬父母將王某的弟弟和村委會告上法院，索賠116萬余元。王某弟弟表示，王某20多年前由于失戀患上了精神病，1987年被醫院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得病后，他一直和父親居住，雖然偶爾犯病，但多少還聽父親的話。但自打2007年父親去世后，王某再也無法與他人溝通。“我在外面開車給人送貨，經常不在家，沒辦法像父親一樣天天看著我哥。之后他的情況越來越糟。事發前，我已經沒法和他溝通，稍微有點事刺激到他，他就拿刀砍人，我都被他追過，警察為他來了好幾次，但因為他是瘋子也沒辦法”。

　　王某弟弟還表示，為他哥哥的事，他曾找到派出所及村委會，說明自己無力監管哥哥，希望將其送到精神病院，但卻一直未得到回復。“我收入不多，沒錢送他去精神病院。2008年時，派出所曾把他接入精神病院，但沒過多長時間就又將他放出來了。剛從精神病院回來時，我哥精神狀態好多了，能聽人說話，但過了半年多情況又變糟了”。

　　王化村村委會治保主任表示，王某是五保戶，患有精神分裂癥，其享受的國家待遇都由其弟弟代領，所以王某的監護人是其弟弟，此案跟村委會無關。對于王某弟弟欲將哥哥送到精神病院一事，村治保主任說他并不了解這一情況。

　　懷柔法院經審理后認為，王某弟弟作為王某的監護人，應承擔王某造成損失的相應責任，判處王某弟弟賠償小鵬父母各項損失共計37萬余元。在案發后，王某被送醫治療。

　　問法　　

　　“精神病人殺人不犯法”不準確

　　對于精神病人犯罪，有句俗話叫“精神病人殺人不犯法”，在很多人看來，如果犯罪的是精神病人，就可以逃脫法律制裁，事實上又是如何呢？針對精神病人犯罪的相關處罰以及程序規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刑事訴訟法專家洪道德教授表示，精神病人是否擔責要視情況而定

　　洪道德告訴記者，我國刑法第18條對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能力作出了規定，即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洪道德特別指出，精神病人是否負刑事責任，關鍵在于行為時是否具有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而這一點既不能根據行為人的供述來確定，也不能憑辦案人員的主觀判斷來確定，而是必須經過法定的鑒定程序予以確認。

　　洪道德告訴記者，我國刑法中對于精神病人犯罪的懲罰標準同西方主要國家的規定一致，“作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考慮到，由于精神病人實施犯罪行為時已經喪失了辨別能力，因此即使對其執行刑罰，也無法達到懲罰犯罪的作用。”洪教授說，“即使精神病人經過治療后康復了，也不會再對其犯病時所犯下的罪行進行追究。”

　　由于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無需承擔刑事責任，因此，也不應承擔相應的刑事附帶民事賠償。針對這一情況，洪教授表示，這類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或死者的近親屬，可單獨向精神病人的監護人提起民事訴訟，索要賠償。

　　此外，受害人或者死者的近親屬如對行為人的精神鑒定結論存在異議，既可以向公安機關申請重新鑒定，也可以在強制醫療特別程序中，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新鑒定的申請。

　　問醫　　

　　重患約一成有肇事肇禍危險

　　北京回龍觀醫院副院長王紹禮認為，社會支持系統不完善是精神病人肇事的最根本原因，發病年齡早、患病時間短、男性、家庭負擔重、監護差，是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禍的高危因素，即具備上述這些特點的患者，具有更高的沖動、傷人風險，而完善的精神疾病防控體系能將這種風險降至最低。

　　目前全世界通用將精神疾病分為10大類，但并非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有肇事肇禍危險，包括精神分裂癥、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礙、偏執性精神病和雙向精神障礙4種在內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中，約10%具有肇事肇禍行為及危險。

　　鄭毅說，“精神疾病和其他軀體疾病一樣，也是一種普通而且常見的疾病，有其發生、發展規律，完全可以早期發現和治療，而治療和管理最大的障礙是公眾在意識上有誤區。若能及早發現，比如睡眠障礙、記憶障礙、過分敏感多疑和性格改變等早期表現，應及時就診治療。”但因精神病發病病理至今尚不明了，人們往往將精神病人妖魔化，“甚至還有一些封建迷信思想，認為精神病是鬼怪作祟”。

　　盡管精神疾病確已成為我國嚴重的公共衛生和社會問題，然而公眾對其知曉率不足五成。

　　傷人事件與季節變化有關

　　北京安定醫院醫務科副科長潘俊峰向記者介紹，“因受幻覺、妄想支配，尤其在精神分裂和情感性障礙患者中，自殘和傷人行為比較常見，有時他正跟你好好說著話呢，可能就突然給你一個大嘴巴子，我常遇到這種情況，他是病人，沒法理智控制自己，這些行為也不可預見。”

　　北京安定醫院副院長鄭毅說，“其實在所有的暴力犯罪案件中，精神病人肇事肇禍的發生頻率遠低于正常人。”

　　北京市精神衛生保健所副所長郭紅利補充道，精神病人傷人事件一定程度上與季節變化影響人體機理有關，而因精神病人自我疏導能力弱的本質特性，其受社會心理因素影響更大，易產生“模仿效應”。

　　絕大多數可通過藥物控制

　　“精神疾病不怕治不好，最怕不來治，這才是現在最大的難點。”鄭毅對記者表示，“不管傷不傷人，患病程度輕重，精神疾病最重要的是先期預防，早診斷早治療，這樣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傷害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

　　北京回龍觀醫院一項面對全國四個省1.2億人群的抽樣調查結果曾稱，以精神分裂癥為主的精神病性障礙中，有約27.6%“從未接受過任何治療”，有12%“僅求助于非精神科醫生”，總體就醫率僅有60%，而除精神分裂癥以外的其他精神疾病患者，九成以上沒有主動就醫。

　　鄭毅介紹，目前精神疾病的治愈率并不低于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即使是一位重性精神病患者，治愈療程在一個月左右。

　　他告訴記者，絕大多數精神病通過藥物控制即能達到很好的療效，雖不能根除，但經過治療可以穩定，病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社交能力和勞動能力基本都能恢復到病前水平。同時他強調，為鞏固療效，堅持服藥非常關鍵，病人和家屬切忌存有僥幸心理。調查顯示，出院后停藥半年的精神病人復發率高達40%-60%，而間斷服藥的病人復發率為15%，即使堅持服藥，仍有5%的復發可能，所以一旦病人出現自制力減弱、抗拒吃藥以及言語凌亂等預兆時，家屬務必要及時送其復診。

　　治療平均費用為萬元左右

　　在精神病人治療費用方面，鄭毅坦言，目前已“不構成大問題”，平均費用為七八千元到一萬元上下，已遠低于其他重大疾病。部分患者可以享受醫保，而貧困患者在北京可享受免費藥物治療，在其他地區也有“686”項目(全稱為“中央補助地方衛生經費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項目”，因2004年啟動之初獲中央財政專款686萬元而被簡稱為“686”，下同)的支持，全國更多的基層社區衛生服務站正在進一步建立健全精神障礙的預防、治療和康復服務體系。

　　截至2011年4月，“686”這一針對重性精神病患而確立的醫院社區一體化管理模式，已覆蓋3.3億人口，為28萬例重性精神病患登記、建檔，提供免費藥物治療累計9.4萬例次，免費收治患者1.24萬人次。統計顯示，隨訪患者病情維持穩定的比例從基線的67.0%增加到第五年的90.7%，所管患者的肇事率、肇禍率也從最初的4.8%和1.5%分別下降到第五年的0.5%和0。

　　不過，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是，還有相當大數量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間。

　　問題　　

　　床位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衛生部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年底，全國共有1650家精神衛生機構，其中精神病專科醫院874所，同時全國精神科執業醫師與精神病院注冊護士的數量分別約為18000人和35000人。

　　2011年年底又有調查表明，全國精神科執業醫師仍不足兩萬人，每十萬人僅有精神科醫師1.46人，這一水平是國際標準的四分之一。

　　《2012年中國衛生統計提要》顯示，2011年全國精神科病床有21萬余張，占全部病床數的5.8%。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的研究結果稱，截至2010年年底，全國精神科床位密度為1.71張/萬人，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36張/萬人，更遠低于中高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7.7張/萬人。

　　郭紅利說，從專業醫護人員到醫療機構床位，現在均存在較大缺口，人員方面，“因專業水平要求高而待遇不佳，具有精神科醫護職業資格的人員嚴重不足，以北京市基層社區衛生機構為例，專職從事精神病人管理的人員總共只有五六十個，而理論理想值應在1000人以上”。

　　同時鄭毅表示，在床位原本就緊張的情況下，很多病人痊愈后家屬仍不愿接其回家，無形中占用了更多病患的就診資源和機會，“以平均治療周期一個月計算，一位病人占據醫院床位一年，就有十一位病人沒法及時入院治療，況且痊愈后仍長期呆在醫院不但不利病情恢復，反而容易造成‘精神殘疾’”。

　　問道　　

　　應確定首診醫院責任制

　　對于近來頻頻發生的精神病人行兇事件，作為刑事法律專家的洪道德也表達了自己的擔憂：“無論是刑法還是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都是案發后的一種事后救濟，目前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夠避免精神病人犯罪，做到提前預防。”

　　洪道德認為，最好通過行政立法的方式，確定精神病人首診醫院的責任制。“精神病醫療部門應當對病人的暴力傾向和程度作出評估，按照病情，區分‘需留院治療’、‘加強監護’以及‘適當注意觀察’等幾個層次，從而方便防范。”洪道德說。

　　此外，對于精神病人監護人的責任和義務，洪道德則建議參照其他國家的一些模式，即從法律上規定監護人的責任義務，對于明知被監護人有精神病而故意隱瞞拒不送醫，甚至阻撓送醫的人員，如果因此造成社會危害或其他重大損失，則應對其作出相應的行政處罰，并由其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

　　此外，對于嚴重失職的監護人，通過評估后，可以考慮剝奪其監護權，由精神病人所在單位或基層政府部門將精神病人送醫治療。

　　應關懷和包容精神病患

　　王紹禮認為，一個完善的精神疾病防控體系應包括提供急性期治療的各級醫療機構、提供恢復社會功能治療的康復機構以及提供精神病服務的社區機構。在環環相扣的防控體系中，急性期患者能及時門診、住院治療，穩定期患者能得到康復訓練，出院的患者有人管理；對居家的重性精神障礙患者進行定期隨訪，并指導其服藥和康復訓練；而對患者的監護人也要進行精神衛生和看護知識培訓。他說，“通過系統管理，患者就能保持病情相對穩定，肇事肇禍的潛在危害就會消滅在萌芽狀態，我們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將患者肇事肇禍的風險關進籠子里。”

　　鄭毅也強調，目前人們對精神病人缺乏應有的關心、支持和幫助，歧視并不給予其平等發展的機會和空間，而病患自身和家屬多數也因強烈的病恥感而不敢及時醫治，最終導致精神病患病情惡化，直至危害家庭和社會。另一方面，已經治愈的精神病患也難以再度回歸社會，人們往往透過有色眼鏡看待他們。他建議，尤其對于未能入院的精神病人，家庭、社區應在其治療、恢復的管理過程中發揮更大功效，“最根本的還要靠大家意識上的轉變和進步來逐漸改善這些方面，人們對于精神病患應該有更多的關懷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