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車一直被社會視為“救命車”“生命線”。然而，記者近日采訪了解到，北京急救資源“浪費”嚴重，急救中心有時甚至被惡意騷擾。“救命車”陷入如此尷尬境遇，將導致危重病人撥打急救電話，急救中心就近無車可派，耽誤患者治療。

　　塞牙也叫急救車

　　記者在北京急救中心采訪了解到這樣一個案例：王老先生打電話說他老伴發病了，昏迷不醒，需要急救。北京急救中心每輛急救車上都裝著GPS，調度員迅速查找王老先生家周圍的急救車時發現，當時附近的車都派出去了。

　　此時，距離王老先生最近的有兩輛急救車，其中一輛距離僅1公里，出車原因是一對夫婦“吵架，丈夫感覺自己的妻子精神不太對”，于是撥打了120電話。急救人員到達后，這位妻子讓急救人員“幫忙找眼鏡好吧，眼鏡被一巴掌打掉了”。醫生詢問她哪兒不舒服，她只重復一句話“幫我找找眼鏡”。北京急救中心醫生說，當時這位女士沒有明顯的生病特征。

　　后來，這位女士的情緒穩定了，也不需要送往醫院，急救人員離開，整個過程耗時20分鐘。隨后，這輛急救車立即趕往王老先生家，一路上交通擁堵嚴重，雖然司機不斷鳴笛，但是很少有車輛避讓，甚至有私家車搶道。等來到王先生家給患者檢查發現，患者已經沒有了呼吸和心跳。

　　“有的人塞牙了，甚至家里的狗有問題了，也撥打‘120’電話。”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劉紅梅說，還有的是酒喝多了，晚上不好打車，就說自己醉了，頭暈，然后讓急救車把他送到自己家附近的醫院，到醫院門口又說自己好了，實際上就是回家。“這種現象對于個人來說，可能方便了，但是他占用了急救資源，會讓真正需要的人喪失最佳急救時機，甚至失去生命。”

　　每天給北京急救中心調度平臺打電話的呼入量是6000多次，受理量約1200次，派出急救車的數量900次左右。劉紅梅說，派出去的900車次，到現場后進行醫學處置的(醫療救治率)的不足30%。“在30%的醫療救治率中，危重病人不到一半。”

　　大醫院急診科沒床位

　　記者采訪時，北京市急救中心醫生劉楊講了他最近的一次經歷。一個17歲的男孩在北京朝陽公園踢足球時摔倒，躺在地上不能動彈，他的同伴撥打了120電話。急救車很快趕到，劉楊檢查過后，認為男孩是髕骨錯位并無大礙，只需立即到醫院對錯位的髕骨復位，所以建議去附近醫院，但家屬堅持要求醫生把男孩送往北京積水潭醫院。

　　朝陽公園距離積水潭醫院12公里，經過北京朝陽醫院等多家三級甲等醫院，這些醫院都足以醫治男孩的骨傷。而在此前，劉楊已經接到調度中心的通知，積水潭醫院急診科目前沒有急救床位。可家屬不相信，執意要把孩子送往積水潭醫院。

　　到達積水潭醫院后，急診科確實沒有病床，男孩只能先躺在急救車的擔架床上，等待空余床位出現。劉楊告訴記者，這是急救醫生最頭疼的情況。因為急救車只配備一張擔架床。患者占用了擔架床，救護車就沒法開走，“這種情況現在非常普遍，如果此時再有人需要緊急救護，即使我們馬上回中心再取一個備用擔架床，再趕往急救現場，時間也浪費在路上了。”

　　北京急救中心多位急救醫生表示，很多患者家屬只信賴著名的三甲醫院。即使患者的病情并不嚴重，普通醫院甚至社區醫院完全可以治療，家屬仍執意要求去大醫院。為了避免產生糾紛，急救醫生只能尊重病人的意愿。

　　把病人送到哪家醫院是誰說了算？劉紅梅說，急救的工作原則是“就近、就急、就能力”，也要“就家屬意愿”，就是說在病人生命體征不是很危重的情況下，會考慮家屬意愿。

　　急救人才短缺

　　北京市衛生局副巡視員趙濤說，北京等地的急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急救人才短缺，可以說嚴重匱乏。

　　劉紅梅說，由于勞動強度大、執業風險高、收入相對較低，雖然急救中心有編制，但是招不來人。“我們有進京指標，能解決北京戶口都沒人來。

　　針對急救資源被浪費的狀況，趙濤呼吁大家合理利用急救資源。劉紅梅說，現在雖然制定了急救中心的職責，但是沒有立法，就是說當有人打進來電話來要車，急救中心通常情況下沒有權力拒絕。“曾經有人說塞牙了，要求我們去剔牙，當時確實沒車就沒有派，如果他反復打電話，我若有車的話，也得給他派，沒有法律保障我可以不派車。”因此，劉紅梅呼吁為急救立法，對急救職責進行規范。

　　劉紅梅說，在法國是有急救調度醫師的，法律賦予其一定的權力，調度指揮中心每天24小時都有急救調度師值班，由他來判斷這輛救護車到底派還是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