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分布于中國東南西北不同區域，卻有著共同的身份“國家級新區”；它們肩負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探路”的使命，大膽突破，積極創新，釋放著巨大的改革紅利和發展能量。

　　它們是上海浦東、天津濱海、重慶兩江、浙江舟山、甘肅蘭州、廣州南沙。

　　在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先行先試區始終發揮著率先改革、示范、引領的重要作用。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五大經濟特區，到后來的沿海開放城市，無不在推進改革開放進程中“功勛卓著”。

　　而今，肩負著先行先試“國家使命”的六大新區，大力推進以提高政府效能為主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實施以金融創新帶動的經濟體制改革，以改善民生為主的社會建設，引領中國未來改革方向。

　　今年9月底，濱海新區宣布撤銷塘沽、漢沽、大港三區工委和管委會，由新區區委、區政府統一領導街鎮。濱海新區行政管理體制從此減少一個層級，更加精簡、扁平。

　　對于全面深化改革而言，政府改革往往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意義。只有將行政體制改革作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建立政府圍著市場、企業轉的服務型高效運行機制，新區作為改革開放、轉型升級的“新發動機”才能充分發力。

　　浦東新區就是1992年在整合幾個區縣行政區劃基礎上成立，2009年將南匯區劃入后，浦東發展明顯提速。2006年成立的濱海新區則整合了塘沽、大港、漢沽三個行政區。

　　“這種突破行政區劃的措施，使得土地、政策、資金、競爭等諸多掣肘可統一協調解決，提高了決策效率和資源集中度，為新區發展釋放出巨大空間。”長期跟蹤研究國家級新區的甘肅省委黨校教授李含琳認為。

　　比區劃調整更重要的是職能轉變和效能提速。各新區按照精簡高效原則，普遍建立扁平化行政運行體系。

　　舟山新區強化政府職能轉變，把不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轉移出去，把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切實管好。市委、市政府工作部門整合精簡25%以上，兩區、兩縣部門則精簡30%左右。

　　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打造區域經濟“升級版”是國家級新區的重要使命。六大新區盡管區位不同、基礎不一、定位各有側重，但都在產業布局、金融服務、參與全球產業鏈等方面積極探索，著力破除束縛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經濟改革激發巨大活力，使得各新區逐步成為區域經濟新的“增長極”。

　　不論是東南沿海的濱海、南沙、舟山，還是地處內陸的兩江、蘭州，幾大新區在發展戰略上高起點定位，產業布局上注重優勢聚集，著力發展高端產業。

　　比如浦東新區的金融服務業、港口航運業，濱海新區的電子信息、航空航天，舟山新區的船舶修造業、水產加工業，兩江新區的汽車制造、生物制藥等，都已形成鮮明的特色和優勢。今年9月，中國首個自貿區落戶浦東，為新區發展插上了新的翅膀。

　　通過金融、土地、科技、通關等方面的改革創新，幾大新區優化資源要素配置，改善投資營商環境，激發經濟內生動力。

　　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建設滯后的問題便逐步顯現。對此，各大新區著力推進社會領域綜合配套改革，教育、醫療、住房、環保等社會領域及生態建設加速推進。

　　在開發建設過程中，南沙新區對靠近海邊、江邊的岸線資源，靠近山邊的綠化、濕地資源予以嚴格保護，確定200平方公里為不可開發區。

　　“如果簡單地從經濟角度看，肯定是開發面積越多越好，但留給人的地方就少了。南沙最好的岸線資源原則上不用于生產型和建設性項目，而是給老百姓休閑。”南沙新區管委會副主任李自根說。

　　在一系列先行先試舉措的推動下，政府效能、經濟內生動力、企業創新活力、社會科學管理等方面都呈現“高地”效應。

　　“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公共服務機制，秉承開發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理念，探索共商共治的基層社會治理機制，是新區通過先行先試彌補社會發展的‘短腿’，也體現出新區的‘排頭兵’水平。”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周立群說。

　　六大新區之外，中國改革者們還展開了“二次拓荒”，打造深圳前海為中國金融、稅制改革的“新特區”，這片與港澳隔海相望，15平方公里的“特區中的特區”，開始成為深港合作新平臺和國家經濟外交新高地。

　　共同的改革使命、各具特色的探索——從“經濟特區”到“改革新區”的經驗積累中，中國在更廣闊的地域范圍和更深層次的制度領域內，將“區域帶動”改革戰略逐步推向縱深。

　　專家認為，中國通過區域試點、先行先試的方式推進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決策是正確的，也將為在新時期推進新的戰略轉型提供堅實基礎和重要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