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專論】

　　我國改革正處于深水區和攻堅階段。與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復雜性、艱巨性前所未有：轉型與改革交織融合，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治理轉型都直接依賴于重大改革的突破；利益失衡的矛盾突出，改革需要在調整重大利益關系上取得進展；轉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時間和空間約束全面增強。在這個特定背景下，正在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研究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方案，向人們釋放以更大決心和魄力推進全面改革的重要信息。

　　突破利益固化樊籬

　　堅持富民優先，形成合理的利益結構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起點和重要經驗。35年前，正是因為改革打破了平均主義的樊籬，才使改革贏得了廣泛的社會支持，進而形成了改革的社會合力。35年后的今天，改革在取得歷史性成就的同時，面臨著貧富差距擴大、利益失衡的突出矛盾和重大挑戰，利益固化的傾向與趨勢日益明顯。面對深刻復雜的利益關系，需要堅持富民優先的改革導向，大膽穩妥地調整利益關系，盡快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形成更為合理的利益結構。

　　堅持富民優先，就是把老百姓不斷享受到改革紅利、發展實惠的基本原則貫穿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五位一體”改革的始終，并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經濟體制改革需要堅持富民優先。我們說，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還需要進一步改革，重要的是這個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容易導致利益固化和利益失衡。盡管市場化進程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利益分化，不可避免地帶來利益主體多元化，但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體制恰恰可以促進公平競爭，能夠形成平等競爭的規則，能夠讓更多的人憑借辛勤的勞動、技能的提高而實現向上流動。政治體制改革需要堅持富民優先。確保經濟體制改革的普惠性，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就需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有效約束權力、監督權力、問責權力，提高政府公信力；這就需要優化權力結構，使政府從具體的利益中超脫出來，把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作為基本職責；這就需要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社會體制改革需要堅持富民優先。就是要加快形成托底的體制機制，讓中低收入者免受經濟波動的沖擊；就是要理順國家、企業、居民之間的利益關系，逐步提高“兩個比重”；就是要打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形成各類群體公平發展、共享發展的社會環境；就是要在縮小貧富差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形成橄欖型社會新格局上有重要突破，以奠定共同富裕的社會基礎。文化體制改革需要堅持富民優先。就是要適應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突破文化供給的體制瓶頸，使文化不僅成為重要的支柱產業，成為城鄉居民就業和收入增長的重要渠道，更成為促進人的發展的重要事業。生態體制改革需要堅持富民優先。就是要適應全社會日益增長的生態環境需求，加快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相關體制機制建設，推進綠色轉型和綠色增長，使全體城鄉居民享受青山綠水。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重大利益關系調整。堅持富民優先，就是要敢于調整重大利益關系，敢于向行業利益、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等既得利益“動刀子”，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樊籬；就是要破題收入分配改革，努力實現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中等收入群體翻一番；就是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把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更好地結合起來，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群眾看得見、摸得著、得實惠。

　　全面激發市場活力

　　35年的改革實踐表明，政府與市場關系牽動、影響改革全局。政府與市場關系處理得好，不僅能夠保證經濟健康發展，還能夠帶來社會和諧與政治清明。相反，政府與市場關系處理不好，會給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等帶來多方面的困難。當前我國經濟生活的突出矛盾，在于政府過多的行政干預和深度介入微觀經濟活動。這就給新階段的市場化改革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在經濟生活領域，是堅持市場主導下政府的有效作用，還是實行政府主導下市場的有限作用？毫無疑問，在更大程度、更廣范圍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需要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全面激發市場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