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稱，“北京交管局已下發出租車新政，要求司機每車每人只限使用一款叫車軟件，并將派出執法大隊對出租車司機進行抽查”。對此北京交管局表示，出租車運營管理不屬其職責范圍，也從未發布過此類消息。(新華網2月20日)

　　這段時間打車軟件很熱，對于打車軟件，幾乎是贊聲一片，很多人將其視為“市場的力量”。從理論上講，打車軟件能夠實現電商、司機、乘客三方共贏。但是，無論怎樣歡呼市場的勝利，都無法回避拒載的存在。出租車司機是否可以挑選乘客？如果可以，問題不復存在。如果不行，那么軟件叫車是拒載的合法理由嗎？而這里又必然涉及對出租車的定位，到底存不存在公共屬性？

　　《出租車汽車管理條例》明確規定司機不議價、不拒載。以軟件叫車為由拒載，從本質上講，和以路途太近、道路擁堵為由拒載差不多。從媒體報道的情況來看，一些司機只顧埋頭看手機，軟件叫車存在安全風險；一些司機采取欺詐手段，騙取騰訊和阿里的補貼……凡此種種，莫不透露著一種道德風險，而這與整個社會的美好期望，以及當前出租車的定位是存在沖突的。

　　打車軟件的出現，確實體現了市場的力量。對于市場力量，應該給予寬容和信任。但要看到，市場力量也存在著野蠻生長的傾向。市場力量并不必然具有免疫功能，并不必然指向公平正義。相信市場力量并不是放任市場力量，特別是在公共領域，要看到“市場”可能帶來的副作用。

　　指出隱藏的道德風險，并不是說要簡單叫停打車軟件。打車軟件的出現，騰訊和阿里的補貼競爭，寓意著移動互聯特別是移動互聯金融支付時代的到來，這一趨勢不可阻擋。一個包容的政策環境，肯定比一個封閉的行政手段，更能激發出創新的熱情和潛力。如果對待“新生事物”，剛一出現就抵制，一有問題就封殺，肯定不利于市場的創新。理性的態度，是對其一分為二，既要看到積極一面，也要看到問題一方。

　　應該寬容電商競爭，但可以提出技術要求。比如，督促電商開發語音功能，鼓勵市場開發“移動集中平臺”——方便乘客移動支付、刷卡支付，司機也不必“低頭看手機”。對司機的管理比較復雜，但加強對司機的文明引導，特別是當一個地方頻頻出現打車難時，研究車輛擴容勢在必行。根據兩種打車形式并存的現實，對出租車進行分組管理，一塊是現代的，主要面向軟件叫車；一塊是傳統的，主要面向招手叫車，以滿足那些不會使用智能手機乘客的需求——這也值得考慮。

　　打車軟件，叫停不對，放任不妥。它確實體現著市場的力量，但也必須正視其隱藏的道德風險。而這，給公共管理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毛建國)

關鍵詞：打車軟件,出租車,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