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誘因催生拐賣兒童犯罪

　　近年來，網絡拐賣兒童犯罪呈明顯上升趨勢，拐賣兒童犯罪呈現網絡化，犯罪的技術性、隱秘性、智能性更加突出，社會危害性更加嚴重。

　　與此同時，采取哄騙、偷盜、強搶等傳統型的拐賣兒童犯罪發案數量明顯下降。記者從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獲悉，2013年，浙江法院共審結拐騙兒童罪案件8件8人，拐賣婦女、兒童罪案件12件21人。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無論是傳統類型犯罪還是網絡販嬰，大多是外來流動人口作案，經濟誘因是導致犯罪的主導因素，或存在經濟困難，或想借此牟利。 

　　前不久，寧波市寧海縣人民法院就判處了一起拐賣兒童犯罪案件。

　　去年正月，在寧海縣的貴州夫婦田某、申某迎來了他們的第三個兒子。兩人異鄉打拼，經濟并不寬裕，加上已經有兩個兒子，兩人擔心再多一個實在養不起，思來想去，兩人決定把剛出生的兒子賣掉，對家里人就謊稱孩子生下來就死了。

　　田某找來老鄉何某，讓他幫忙找想要孩子的人家，何某答應幫忙，還問他“心理價位”多少。田某表示不知道“行情”，何某說，起碼要2萬元。幾天后，何某就找好買主上門。之后，買主當場支付2萬元現金，還給了何某和田某一人一包利群香煙。

　　法院最終判決田某、申某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罰金1000元，違法所得2萬元予以追繳，判處何某有期徒刑1年6個月，緩刑2年，罰金1000元。

　　記者發現，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拐賣兒童案，離案發相隔十多年。

　　事情發生在1995年12月25日晚，住在余姚泗門鎮出租房內的楊某和妻子王某正在睡夢中時，突然“嘭”的一聲，家中的門被人一腳踢開，兩個高大的男子手上拿著菜刀和木棍對著他們，屋外又闖進一名男子，瞬間將躺在床上的楊某的兒子抱起。3人抱起孩子后就趕緊往屋外跑，楊某見自己一周歲的兒子被人抱走，趕緊追出去。一名男子見楊某追出來，拿起木棍朝楊某頭上一擊，王某也大喊“搶孩子了”，可惜最后還是沒有找到搶孩子的人，孩子也不見了。

　　3人搶了孩子后，將孩子交給姚某。姚某是其中一個男子的情人，她帶著孩子坐火車來到福建，并托自己的老鄉在福建找買家。沒幾天老鄉就找到了買家，并以25000元的價格成交，姚某分到5000元。

　　2010年7月5日，楊某的妹妹在工廠上班，恰好聽到姚某說起賣孩子的事，一核對，和侄子的情況完全符合。楊某的妹妹趕緊到余姚派出所報警。2012年5月，姚某被余姚公安局拘留。訊問時，她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法院最終判姚某犯拐賣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一萬元。

　　網絡販嬰利益鏈曝管理短板

　　“這起特大網絡販嬰案揭示的黑色利益鏈，折射出管理的短板，即對網絡監控仍不夠到位，法制教育仍然存在滯后環節，對拐賣兒童犯罪的懲處力度仍待加強。”浙江省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徐宗新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嫌疑人以民間收養組織的名義大肆在網絡上發布非法宣傳廣告，實質上是非法買賣兒童，類似非法信息在網上蔓延，影響十分惡劣。

　　徐宗新說，很多人不認為買賣嬰兒是犯罪，甚至少數醫務人員也加入到販賣嬰兒隊伍中。有的嬰兒的親生父母認為，孩子是我生的，我當然有權處理，養不起或不想要了，賣給想收養的家庭，怎么是犯罪？而那些想收養孩子的家庭，對如何依法收養的程序不明確，認為自己花錢收養孩子，是“積德”，是為社會做好事，這種觀念加劇了犯罪網絡的擴大。

　　據了解，2009年以來，公安部啟用了“全國公安機關查找被拐賣/失蹤兒童信息系統”和“全國公安機關查找被拐賣/失蹤兒童DNA數據庫”，對破獲嬰幼兒拐賣案件提供了有力支撐，但是DNA信息通常是在兒童失蹤后，對家人進行采集，還無法有力防范嬰幼兒拐賣案件的發生。 

　　徐宗新介紹，根據我國刑法第241條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該條第6款同時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由于有了這一規定，司法實踐中因收買被拐賣的兒童而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比較鮮見。

　　“沒有需求，就不會有買賣和傷害，拐賣牟利就沒有市場。”徐宗新告訴記者，只有從法律上打擊販嬰案中買受人的行為，才能從根本上切斷非法買賣行為中的買方欲求。懲處不嚴，打擊不力，客觀上放任了一部分人通過非法交易的方式獲得兒童，也導致難以從源頭上治理拐賣兒童犯罪。

關鍵詞：網絡販嬰,人販子,販賣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