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接合部的“居民”們

　　一些城鄉接合部的原住民享受到了發展帶來的紅利；一些外來者涌入這里，辛勤奮斗尋求發展和尊重；但也有一些因土地征用補償而“一拆致富”的農民，在擁有財富之后，卻不知所措，反而迷失了自我。《瞭望》新聞周刊走進了這些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居民”。

　　本地人：分享城鎮化發展紅利

　　一些村鎮及時抓住城鎮化機會，創新多種形式的集體經濟，讓村民過上了比市民還富裕舒心的日子。

　　居住在石家莊市槐底社區的7600多名居民，已全部從過去的農業戶口轉成了城鎮戶籍。社區黨支部書記陳玉信說，村里吸引投資，建起了一大批涵蓋餐飲、零售、住宿、建材、教育、金融等領域的三產項目，固定資產達300多億元。如今，家家戶戶都住上了300多平方米的高層住宅，每月還提供免費的糧、油等副食，人均年收入超過2.5萬元。

　　但也必須看到，土地利用秩序混亂、治安環境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缺位、“人口倒掛”嚴重等頑疾的存在，仍是目前大多數城鄉接合部的真實寫照。

　　本刊記者在多地采訪發現，城鎮化后，一些農民雖不再種田，但其思維方式、教育水平、消費觀念、生活方式等，仍停留在“農業社會”時代。

　　外來者：努力奮斗尋求尊重

　　除了原住民，居住在城鄉接合部的主要有三類人群：外來打工人員、城市低收入者以及農村人口。他們多為弱勢群體，文化水平不高、掌握的技能不多，通常從事建筑、快遞、環衛、家政等體力勞動，多為個體經濟，較少與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工作報酬偏低。

　　此外，一些剛畢業的大學生和年輕人，也選擇生活成本低、交通便利的城鄉接合部作為圓大城市夢的墊腳石。

　　來自安徽阜陽的鄭春來在上海九亭鎮居住了6年，夫妻倆租了一間十幾個平方米的小房間，除了床和簡單的桌椅外，雜物幾乎堆滿整個房間。鄭春來告訴本刊記者，妻子在附近的工廠上班，他每天早晨在路邊賣豆漿和煎餅，兩人一年收入不足5萬元，但比在老家種田賺得多。

　　“有住、有吃、有錢賺，對于像我們這樣的外來務工人員已經不錯了”，鄭春來說，“我們不怕受苦受累。只要能多賺些錢，讓老人過得好一些，讓兩個孩子上得起學，就心滿意足了。”

　　對于他們來說，吃苦不怕，怕的是得不到尊重。來自江蘇省睢寧縣的姚健在上海打工，遇到困難時基本不找政府，因為他擔心政府對上海本地人的態度和對外地人不一樣。“我也靠勞動生存，我也納稅，我們外來打工者應得到更多尊重。”

　　異化者：“一拆致富”的迷失

　　大規模的土地征用造就了一大批“土豪”，數套還建房和高額補償金，使拿到土地賠償的村民身家倍增。本刊記者采訪發現，一些“一拆致富”的農民，迷失于瞬間的資產膨脹，扔了工作、大肆揮霍繼而再度返貧，有的甚至因“黃賭毒”而成為“階下囚”。

　　武漢市東西湖區額頭灣村過去是城市邊緣的一個農業村，村民靠種地和養魚為生，超過八成的家庭基本無存款。2010年，拆遷讓村里發生了巨變，每戶除了還建房，還能得到50萬元拆遷款。

　　村黨支部書記陳軍說，突如其來的“巨資”讓村民心態發生了變化，四五十歲的人大多吃過苦，不少還能保持本色；但年輕人往往大肆揮霍，有的嫌工資低辭職不干了，有的天天呼朋喚友、吃喝玩樂。

　　這種情況并不少見。今年2月，武漢警方在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左嶺街黃陂嶺村端掉了一個專業賭博團伙，不少賭客是周邊村里的拆遷戶。居民詹先生說，該地區被納入政府的拆遷規劃后就賭風日盛。“牌打得很大，一般半天就能輸贏兩三千元。家破人亡的例子不少。賭紅了眼，一天輸上百萬，沒錢了就借高利貸，利息每天千分之五，怎么還得起？”

　　這樣的拆遷戶，往往被貼上“土財主”、“暴發戶”的標簽。但在暴富之前，他們已是一個矛盾體：生活在城鄉接合部，游走于城市的邊緣，沒有城市人優良的條件，但比起地道的農村人又有些優越感；沒有城里人的秩序，又缺少農村人的樸實。

　　拆遷戶“不勞而獲”的巨額資產，還讓一些周邊居民“紅了眼”。廣州市蘿崗區中新知識城轄區內的農民，得到了巨額賠償款，變成了“市民”，但與知識城一線之隔的農民卻依舊貧窮，引發了不公平感。城鄉接合部內部，正在逐漸呈現出新的二元分割。

關鍵詞：城鄉接合部,城鎮化,拆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