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在莫斯科列寧圖書館落滿塵土的主閱覽室里泡了幾個月，研究陷入困境的蘇德關系。在作為研究生、教授和決策者的40年里，了解蘇聯和俄羅斯的實際運作方式是我的天職。遺憾的是，美國對俄羅斯的關注隨著新聞周期和學術流行趨勢增減。十余年來，美國對中國和阿拉伯世界的興趣不斷增加，從而忽視了俄羅斯：它充其量只是新興市場“金磚國家(BRICS)”縮寫當中的—個字母，而且是最不吸引人的—個。可如今，愛德華·斯諾登、索契冬奧會和烏克蘭危機的三連勝促使大家談到了新冷戰和普京會花多大氣力搞“大國”政治。我的收件箱和語音信箱中滿是制片人和記者要我發表意見和提供分析的請求。赫魯曉夫1954年為何要把克里米亞交給烏克蘭？普京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

　　蘇維埃制度研究可能像蘇聯自身一樣，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專注而深入地了解俄羅斯——尤其是克里姆林宮的動機和圖謀——像以往任何時候一樣重要。如若不然，美國就必定會重復“重啟關系”的周期，對改善對俄關系滿懷期望，然后遭遇一連串的失望。奧巴馬總統重啟關系只是冷戰結束以來的四次類似舉措當中的最新一次。

　　對俄研究日益薄弱

　　20世紀70年代，我在哈佛大學走上了蘇維埃制度研究之路，那正是這項研究的鼎盛時期。當時，大家對蘇聯興趣濃厚，美國和蘇聯處于確保相互摧毀的狀態，學習蘇聯政治的研究生可以拿到很高的獎學金。這個學科是20世紀40年代末創立的。當時，華盛頓逐漸意識到自己對新的冷戰對手了解甚少，而這是非常危險的。政府資助地區研究，包括蘇聯以及從東亞到拉美的其他地區，因為它意識到，有必要培訓了解該地區乃至其語言、歷史、文化、經濟和政治的人。

　　當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12月發表歷時11分鐘的講話、宣布蘇聯不復存在時，對我們這些蘇聯問題專家來說，形勢也變了。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變成了俄羅斯問題或者歐亞問題專家。就我而言，這意味著丟開關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政治局功能的備課筆記，改談選舉、政黨和影響外交政策的公共輿論。這意味著要把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看作獨立國家。人們很難理解俄羅斯及其鄰國如何能擺脫蘇聯體制的殘余影響。

　　20世紀90年代是困難重重的10年。蘇聯這個敵人消失了，按理說，自由市場和民主的俄羅斯即將出現，為什么還要投入政府和基金會的資金研究俄羅斯和歐亞問題并實施研究生交換項目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我們可以自由前往俄羅斯各地并討論之前諱莫如深的各種話題時，對我們知識的需求卻急劇減少。

　　政府屢次背信棄義

　　我首次從事政府工作是在國務院政策計劃辦公室任職。當時正值1999年科索沃戰爭使美俄關系瀕臨崩潰之際。莫斯科認為華盛頓無視俄羅斯的利益，試圖毀掉俄羅斯與傳統盟友(也就是塞爾維亞)的關系。這番論調與我們現在聽到的言論極為相似。克林頓政府與俄羅斯重啟關系的嘗試就此告終。

　　喬治.w.布什政府上臺后，也曾謀求與俄羅斯改善關系。在國務院，我們在擬定一項讓俄羅斯加入北約的計劃，希望使莫斯科成為歐洲冷戰后安全體系的—分子—一如今，俄羅斯占領克里米亞的行為恰恰是在謀求顛覆這個體系。有幾個月特別給人以希望，當時俄羅斯是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的伙伴。在那之后，重啟關系的工作因為伊拉克戰爭、2003年格魯吉亞革命和2004年烏克蘭革命而宣告失敗。

　　克里姆林宮以為，俄羅斯在2001年9月11日的襲擊事件發生后支持美國，華盛頓就會承認莫斯科在后蘇聯地區的“特權利益范圍”。當時如同現在一樣，當美國在烏克蘭支持想要與西方拉近關系的群體時，克里姆林宮感覺遭到了背叛。

　　盡管冷戰早已結束，但新的俄羅斯有時顯得與當年的蘇聯頗為相似；我們仍然需要運用數十年前掌握的蘇聯政策研究方面的技巧，以便弄清普京將在烏克蘭展開怎樣的最后較量。

　　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與俄羅斯的關系不斷惡化，而這可以歸結為雙方迥然不同的世界觀和期望，時間可以追溯到1991年。具體說，克里米亞危機的根源是蘇聯解體。當時，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按照斯大林劃定的邊界成為了獨立國家。相當一部分俄羅斯人很難接受烏克蘭是獨立國家，也很難接受赫魯曉夫心血來潮把1783年就屬于俄羅斯的克里米亞“送給了”烏克蘭。普京甚至在2008年告訴布什，烏克蘭不是真正的國家。

　　因此，眼下還是忘了重啟關系這回事吧。除非我們有效掌控當前危機，防止它變得更加危險，否則就很難集中精力處理俄羅斯和美國有著交叉利益的具體問題：伊朗、敘利亞、阿富汗、北極。因為當烏克蘭危機結束之后，像我這樣的所有俄羅斯問題專家都從電視屏幕和電波中消失之后，美國還是有可能與俄羅斯建立有效關系的，但其基礎不是重啟關系，而是務實態度。

　　到了那時，美國的大學和政府內部有誰還具備對所有俄羅斯問題的專業知識、興趣和熱情呢？面對種種風險和挑戰(也有機遇)，除非我們致力于幫助新一代人了解這個昔日的對手和可能的伙伴，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準備好妥善處理與普京之后的俄羅斯一代之間的關系。